2006年，我在上海市看守所见一位女当事人。她在美国留学时把老公杀了，回国时在浦东机场被边检发现。7月10日要开庭，我9日去看她。谈完案 子，她说张律师你今天能不能不要熬夜?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希望明天开庭时律师有一个好的状态。我答应了她，结果那届世界杯的决赛，我愣是没有看成。
某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教授给我看了一份材料，那是他们就《刑法》的第八份修正案去征求看守所里的被羁押人意见的汇总。先不说这些意见的成色和价值，光是向在押人员征求意见这个举动本身就让我感慨不已，不由得佩服起这位挂职检察长的学者来。那是黄浦区看守所。
云南昭通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边，有一家绥江县看守所。2001年，我在那里办理过一个杀人案，当事人只有16岁。二审发回重审后我又去见他，发现比 以前瘦了，而且面色苍白。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刚刚关完禁闭。原来他在天台上劳动时，看到冤枉他坐牢的承办警察，于是将一盆污水泼了下去。
绥江县城建在山坡上，坡底挨近金沙江的地方是看守所，往坡上走依次是公安局和检察院，法院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俗称“最高法院”。由于案发地在法院附 近的山顶，而小伙子的家在山脚江边的看守所附近，按照时间推算完全不可能有作案的时间。最终，法院在没有查明真凶的情况下宣告这个小伙子无罪。
南方没暖气，冬天阴湿，很不舒服。曾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个美国人，因为贩卖盗版碟被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我们见他时，他提出要八床被子，两床用来垫，两床用来盖。问他另外四床呢?他回说，给同监室新交的朋友。
正是这位美国人，在看守所里固执而真诚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他睡觉时不愿意挨着别人，抗议监室过于拥挤;不给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剃须理发，抗议不人道;只能在公共浴室淋浴，抗议隐私被侵犯……用管教的话说，整一个事儿婆。
开庭时，由于他中文不是太好，法庭给他配备了翻译，他又嫌翻译没有译对他的话。庭审开始不久，因为法庭里开着空调供暖，他要求脱衣服，审判长同意了。他先脱去羽绒服，然后脱下毛衣，脱下线衣，一会儿开衫一会儿套衫。最后他用了五分钟脱掉八件衣服。
一次在昆明五华区看守所，会见一个卷入伤害案的小伙子。会见时我说：“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出了事，胆子不要小。”这本是我经常说的口头禅，基本上就是句废话。没想到这小家伙记在了心里，出来后发奋图强，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现在在昆明，律师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那些苦涩的记忆2002年年初，我到上海执业时，浦东新区看守所的会见室还相当人性化：就是一椭圆形的桌子，律师坐这边，当事人坐那边，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倒是提审室被钢栅和铁锁隔开，要想在审讯时刑讯，几乎没有可能。但这一切，在随后几年里，都反过来了。
原来上海的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里不单铺有地毯，桌子也是三角形的，有圆润的弧边。会见时当事人一角，律师一角，陪同的警员一角，大概就是《无间道》里刘德华替黑社会通风报信的那种房间。当然，这些配置，现在都已成为往事。
依照20年前修订的《看守所条例》，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安排适当劳动。这样一来，实践中就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完全没有劳动，每天吃饭、睡觉、学习、放风，闲得蛋疼;要么就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劳动，既有定额又有任务，有赏有罚。
以前在昆明的某个看守所，见过安排在押人员拣辣子，大的归大小的归小。云南的辣椒很厉害的，不一会儿就鼻涕眼泪一起流，严重的甚至引发皮肤红肿等过 敏反应。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是在押人员剥瓜子敲核桃、裱纸箱糊火柴等低水平重复劳动。在上海某看守所，女监的人还折过花圈用的纸花，这个主意很 坏啊!
一次在铁路看守所，办完手续等了半天没见到当事人出来。催了几次，终于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问，说是忙着往要投递的报纸中夹小广告。我问他你们成天就干这个?他说不，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轮得上。因为干这个不单轻闲，还可以半天抽一支大前门。
这几年，明显感觉原来宽敞的看守所拥挤了，原来不用排队的也要等了，这意味着什么毋须多言。有些看守所就处理得比较好：比如以前的苏州看守所，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一视同仁，先到先得，后到排队。下午两点开门你要是两点半才到，那就得等几个小时。
徐汇看守所也是这样，关押人员最多的那层楼只有四间提审会见室，经常看到警察和律师一起挥汗如雨地排队，在过道当中走来走去，不时踮起脚尖去问那些吹着空调提审会见的人好了没有，是不是快好了。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我是个资深急性子，一度不愿接徐汇的案子。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看守所都有改进的空间。比如上海第二看守所，囿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每层楼有三个房间。然而却只用两间供会见提审，另外一间堆着些破衣烂鞋等杂物。有一次，两个房间都有人了，管教还把人给我提出来，我只好在走廊上站着完成了会见。
最近几年，上海好几家看守所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硬件设施大有改观，但是由于设计管理缺乏协调统一，闹出不少冷笑话：比如黄浦和杨浦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都有那么一颗红色的按钮，会见结束后按一下，等于通知管敎还押被告人。然后管教就从另一条通道来将人带走。
宝山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里也有这么一个红按钮。但这个按钮却是一个紧急状态按钮。曾经有个律师会见结束后，想当然地按了一下，结果警铃大作，武警、保安、管教都惊动了，律师也受了处分。因为在宝山看守所，还押是要由律师自己将当事人送回去的。
那些淡淡的忧伤入行之初，我曾集中办理过一些法律援助案，当事人基本上都是上诉的死刑犯。这类案子不是毒品就是杀人案，要么抢劫强奸附带杀人。每次 接上五六个案子，每个案子有几百块钱的补贴，然后集中去出一趟差，依次到两三家看守所会见，回来后交上辩护词，坐等结果出来，每次大概会有一两件改判。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我正巧到毒品案件高发地云南德宏看守所进行会见。看守所被戒严了两个小时，以便武警将死囚们一个个押上敞篷的军用卡车。这 些人刚刚被安排见了自己的家人，吃了几口一大早就做好的正餐(有肉)。我的当事人出来时浑身颤抖，他误以为自己也要被执行了。得知我来自省城昆明，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看守所里见到律师。一审的辩护人是由当地安排的法律援助，没有会见就出庭了。这种情况，在最高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并规定“二审必须开庭”之前，是比较普遍的。
之前，尽管有即使不开庭，法官也必须提讯上诉人的规定，但是往往会有变通的办法来应付，例如会出现由正好路过办理其他案子的同事代劳的情况。这样，裁定书上的法官可能根本就不是死囚见到的法官。谢天谢地，从明年开始，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种状况有望得到彻底的改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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