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文中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史著把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帮”下的杀气腾腾的战书，公开向华国锋宣战。此事促使华国锋加快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
抓捕“四人帮”后，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审查，责成其交代《永》文的发表经过和与姚文元的关系。198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党委报中宣部批准，对莫艾作出结论：《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命题、内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针办”不准确。在华国锋10月2日批示指出错误后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姚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10月4日晚，鲁瑛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鲁瑛找人核对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如卫生部长刘湘萍也说记得华国锋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还派人去找主持会议的谷牧，要他“讲真话”，企图洗刷责任。
然而，王洪文在审讯中的交代，却说出了另一个来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应当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告别。根据当晚护理记录，再加上抢救医生回忆，证明毛“在逝世前几小时，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所以，毛不可能对张春桥说此话。况且，从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员是分组值守，毛若对张说此话，其他人不可能都没有听到。华国锋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针办”起初确实是记录错误，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四人帮”拼命宣传此话，是想施加舆论压力，希望不要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以这根救命稻草保他们的“稳定”。
“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回忆此事时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于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这一时期，江青还四处游说。9月末，她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离开大兴分校时，她又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从“准备学习公报”一句看，这些“盛大节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讯”应该是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一类等已经在考虑中的事。
归纳起来看，“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国锋和中央施加压力，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他们已经感到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在做最后的挣扎。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缺少关键的力量——军队不听他们指挥，这是他们无法逾越的根本障碍。所以，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宣传、寻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拨闹事等活动上。
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结束，原准备在国庆节后10天再对“四人帮”动手
华国锋、叶剑英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后，开始准备具体方案。1976年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者中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结束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在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后，三人认为：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最后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华国锋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随后，华国锋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表示完全同意。
10月2日下午3时，叶剑英又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指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备。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接着，叶剑英再次造访华国锋，希望华尽快解决“四人帮”。
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来开会。汪东兴直接对他俩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汪东兴要两人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晚9时，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对他说：我和叶商议，由你先拿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来议定。汪回去后，又与张、武两人进一步商讨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时。对解决“四人帮”的顺序、处置待遇、行动时间、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细则。为此，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包括“四人帮”历史和现行罪证，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人员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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