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1976年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时机，要有事件”。
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是一个焦点问题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毛泽东在纸上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只传达了前两句，后一句没有讲。华国锋传达这两句话时，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记录，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毛泽东逝世后的9月16日，经姚文元修改审定，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用黑体字推出了一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写道：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姚文元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姚文元在电话里特别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之后，“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在中央报刊全面铺展开来，特别是上海的《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设四个小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但是，华国锋在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里，并没有写这句话。
其实，“按既定方针办”本是一个错误记录，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7月30日晚上，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人接见出席会议者。华国锋讲话说：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刚说到此，王洪文插话说：第二句后面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说：对，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由于王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录者都没听清华国锋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于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审时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主审者也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华国锋看到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了?但他并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当“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华国锋、汪东兴开始出面纠正。
姚文元后来在审讯中交代说：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多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讯员问姚文元：“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姚文元回答：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9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用急件送给华国锋审查。10月2日，华看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面画了一个大问号，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本来乔当天就要在联大发言，因为时差，才赶上修改。但随后，张春桥却批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也同意张的意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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