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人帮”余党蠢蠢欲动，但因群龙无首，最终未能有大的动作
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华国锋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
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所召开。会议一开始，华国锋按照与叶剑英商定的内容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对“四人帮”实行拘捕。李先念带头鼓掌。华国锋回忆说：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向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打了招呼，会议一致拥护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回忆说：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随后讨论中央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决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通知》。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成立了审查王、张、江、姚的中央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会议还决定，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议特别研究了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7日凌晨3时，会议结束，所有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都留在玉泉山。
解决“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怀仁堂电话召来已经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飚，让他带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月7日凌晨，按照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上海问题的部署，中央办公厅给上海市委打去电话，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当天由中央派专机接到北京开会。一向与“上海帮”对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应，马却与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商量一阵，才满腹狐疑地出发。到了北京京西宾馆，他们接到中央的四条规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接客。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苏振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在讲话中宣布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并且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及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四人帮”的批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了稳住和挽救马天水等人，华说：“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给他们办点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叶剑英说：“四人帮”，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据地。“上海就是张春桥，张春桥就是上海”，这话不好，上海要和张春桥分开。
李先念说：上海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对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马天水虽然也在会议上热烈鼓掌，回到住处却对秘书说：“这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搞一个假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也要大干或小干的。”但又叹息：“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看来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对中央要求他表态的事，第二天马不顾周纯麟的劝告，说：建议中央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
这时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焦躁不安。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四人帮”与马天水，感觉不妙。终于，他们从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得到含糊的回答：“老胃病复发。”于是紧急派人前往北京打探。10月8日晚，从上海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那里得到约定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四人帮”被抓。同时，“上海帮”安插在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也电话报告：“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
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开会商议。朱永嘉说：“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他们决定立即紧急动员民兵，并成立了两套班子。徐景贤下达了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同时，徐还向上海警备区一师长下手令，要求调两个连，一个听电台指挥，一个“听从市委的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接受任务后，制订了两个方案。其一为“捍一”：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为“方二”：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体内容有：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万余人、炮85门、机枪78挺、枪支2.7万余支、弹药296余万发;民兵干部彻夜值班;基本指挥所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在中国纺织机械厂，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开设电台15部，组成两个联络网;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圈;派出武装渔轮巡逻，控制黄浦江渡口;规定反空降方案和口号、暗令、标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连夜组织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还组织了紧急演习。
就在10月8日晚12时，王秀珍还在民兵指挥部召集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头目，宣布：北京右派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我们要对着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也教育后代!
北京的回答则是：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选》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软一硬两项措施，把“上海帮”推到了两难处境。徐景贤考虑再三，不得不与王秀珍商量后同意上海两报转载中央两个决定。这时，接通马天水电话，马说：“见到了王、张、姚三位首长，他们身体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较忙，让我们按既定方针办。”“上海帮”半信半疑，却终于没有勇气发动叛乱。王秀珍电话通知：“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数(即3500人)，恢复正常。”
10月9日晚，中央决定，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王经过通宵密谋，不敢不去，只好前往。10月10日，两人到了北京，中央给他们看了大量“四人帮”的材料，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陈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们悬崖勒马。同时，要他们每天往上海打一次电话，稳住上海留守的余党，“一切等他们回来再定”。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余党乱哄哄的，群龙无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动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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