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红卫兵小将来说，要讲清事物的一分为二，显然不是容易的事。就在这些红卫兵小将似懂非懂的时候，周恩来又说：
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
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就是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多数还是好的。
对普遍性的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注意政策”。
而对一些特殊性的事件，周恩来则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针对有的地方发生随意拦截列车的做法，周恩来极为严肃地批评道：
那是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国家运输计划，使许多列车完不成任务。这样搞下去北京人吃什么呢?北京的粮食许多是靠外地运来的。
从8月下旬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在3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为教育引导红卫兵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而他亲自面对红卫兵代表的小型、个别约见、谈话，次数就更多。
利用这些汇报会、座谈会和谈话，周恩来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试图使脱了缰的野马不要走得太远……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的忧虑，接踵而来的另一大灾难困扰着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
进入秋收时节，各地生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9月4日凌晨，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刚刚来电的情况写成《要事汇报》，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上面反映：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许多生产队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
基层组织瘫痪，最要命的是生产无人负责。秋收临近，这将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尽快拿出办法来。
周恩来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他最担心的是这场运动影响生产。然而，现实告诉他，“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无情地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
针对红卫兵串联运动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的态势，早在8月下旬，周恩来就指示陶铸组织起草过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提出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进行坚决保护”。但通知稿必须征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才能向下发。当通知稿传到热衷于搞乱国家的江青手中时，江青以“中央再讨论一下”为借口，压下了这一通知。
国家安定和人民生活生产问题十万紧急，容不得拖延。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一个未定稿——《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运动提出了十条要求，其中讲到：
红卫兵串联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使这些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
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联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
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
这份未定稿中还提出：
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
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
这样的意见，显然是与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当周恩来彻夜未眠修改好这份《意见》，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和陶铸、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王任重、刘志坚等人参加的会上讨论时，尽管陶铸、陈毅等人赞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则持否定态度。结果，这份重要文件再次搁浅，没有发出。
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
事后，周恩来与支持自己的陶铸、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认为，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
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 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好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作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
这两份文件的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为了生产，宁可推迟进行“文化大革命”，职工的“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件既不许串联，又不许“罢官”……如此种种，其精神，显然是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相反的。对讨论通过这两个文件的难度，周恩来早有预料。他也想好了应付的办法。
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去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会议最后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周恩来只好别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报送毛泽东，请最高统帅定夺。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毛泽东毕竟有着实事求是的一面，生产陷于瘫痪并不是他希望的。文件在毛泽东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毛泽东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迅即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
同时，周恩来的举措也招来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要与周恩来等“抓生产”派较量。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
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从陪同毛泽东接见的两位重要人物——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中，听出了不同的味道，一些有政治头脑的红卫兵从中感到中央领导层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林彪的讲话，极富煽动性：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
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林彪的怪腔怪调，令那些主张国家稳定、生产发展的人们毛骨悚然;但却令那些乱中夺权和狂热无知的人们欢呼雀跃。
而周恩来的讲话，却变了调子。在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中极度疲乏的周恩来，以带些沙哑的嗓音，表达了他为维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所持的坚定态度：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六个“关系到……”由国内到国际，一步步推进，语气越来越强。
为达到说服教育红卫兵的效果，周恩来也打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旗号：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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