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之乱:周恩来为何摸不清毛主席心思?(图)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同志们，同学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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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如此的不和谐，与中央文革的号召如此的背离，他们一伙岂能罢休。

　　周恩来的讲话，马上被中央文革一伙人冠名为“大毒草”。

　　此话传到周恩来耳中后，他非常气愤。面对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周恩来毫不软弱。

　　9月25日，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周恩来进行了反击。他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

　　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联要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

　　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满。

　　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正在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师生和红卫兵解释党的政策，劝说他们不要影响生产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时，江青并没有放过对周恩来的攻击，她不断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先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撒泼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虽然江青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夫人，也有合法的职务——直属中央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但陶铸正义在手，又有周恩来等人支持，便也不客气地顶她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野心膨胀的江青，周恩来忍无可忍，他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见周恩来也不买她的账，江青转而怒目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真理在握，毫不退让：“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争不过周恩来等人，她起身拂袖而去。但对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的怒气，她迟早是要找机会发泄和报复的。

　　到了1966年秋冬季节，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策划下，红卫兵中开始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陶铸的口号。

　　自10月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以后，红卫兵揪刘、揪邓之风，揪一大批老干部之风，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文化大革命”的祸害之火，越烧越旺。

　　面对这种形势，忧心忡忡而又力量有限的周恩来，只能巧妙地顶风，策略地扑火。

　　11月8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针对他们所说的“不要怕乱，全国也要大乱一下”的话，严肃地责问他们：“是不是像你们包围中南海这样的乱法?”

　　他不客气地批评这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

　　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还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

　　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周恩来脸色骤然严峻起来，为表明他对这种口号的不满，他毅然转过身去，背向会场。正要发狂的红卫兵见总理对此如此反感，总算稍稍收敛了一点。周恩来的举动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平静了下来。

　　12月26日，吴德就北京市委以何种态度对待将于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批示：“可不去!”

　　两天以后，周恩来又嘱秘书打电话告诉曾经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今天农业口的批判大会可以称病不去参加。

　　12月30日，周恩来就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电告广东注意。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随后，又就广州军区护送薄来京一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周恩来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是属于敌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态度：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斗争越来越尖锐，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试图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达到篡党夺权的险恶目的。周恩来在极为痛心的同时，高度地警惕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

　　为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周恩来呕心沥血;为对付林彪、江青一伙，周恩来绞尽脑汁;为说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苦口婆心，口干舌燥……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难而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