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还让照登呢？
“第一，牟志京‘文革’时挨过揍；第二，我‘文革’时揍过人，这不就完了。这个理在这儿，具体这个事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说明牟志京没挨过打吗？能说明我没有打过人吗？我们有过这行为，那就有这责任，我让他一定要登出来，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
北岛乐见这样的比对。“根本不存在所谓历史的客观。人的记忆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和排他性。你把不同的回忆放在一起，远比轻易下定论或空谈‘反思’更有意思。”他说。
“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维一告诉南都记者，过去的回忆录，仅为名人专利，使历史被强势群体霸占，这样的历史往往一面倒，且大多是不真实的。
“历史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实体，不会因人的观察而改变。但人的观察却会因为心中的壁垒而改变历史映射出的色彩和形状。”维一说。
同一件事，不同当事人的观察，在书中也得到强调。最明显的是赵京兴和白羽的例子。
白羽是北京四中70届的学生，已经超出“老三届”的范畴。但最终还是把他加了进来，因为他在“牛棚”看守过赵京兴。“把他们俩儿的回忆一比对，那就非常完整了。”曹一凡说。
在白羽看管赵京兴的回忆中，提到一个细节：“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言，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这种事，你是根本没法编出来的，都是活生生的事。也正是这样的细节一点点汇成了现在这本书。”曹一凡说。
书出来后，“老兵派”的强烈反应倒让曹一凡有些意外。
“‘老兵派’对普通人的生活，对他们迫害过人的生活并不了解。”曹一凡说，他们没想到“造反派”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善良，有自己的追求，都是阳光的。“他们发现，当时平民子弟关心的事情，当时的追求，其实并不比他们差”。
“之前只知道，‘老兵派’带着原始股来，一直在压迫我们。”曹一凡说，现在也开始看到了人的另一面。当时大家追求的很多东西，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想革命，都有共产主义理想，只是每个人具体走的路可能不一样而已，“说白了，大家都是个悲剧”。
即便如此，从当年到现在，“老兵派”同“造反派”间的隔阂，并没有因了解而稍有减弱。
“也不可能减弱，这和权力的远近有关。”印红标说，为什么“西纠”有权威性，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高级干部的子弟；中学“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反，也是因为他们对权力不满，要评判权力，批评出身。
离开北京四中后，经历暴风雨后的同学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刘辉宣，1969年离开北京四中，随即入伍。1980年，他以礼平的笔名发表了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深刻反思“文革”和红卫兵运动，主张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引起文坛的争议与批评。刘辉宣因此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2008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秦晓，1968年离开北京四中，在内蒙牧区插队。改革开放后，曾任宋任穷的秘书，后进入中信集团任总经理，之后又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现在是博源基金会董事长。
赵京兴，1969年入狱，1972年出狱后，先是做临时工，1975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1972年，赵京兴的阅读兴趣从哲学转向经济学，1980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1986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印红标，1968年离开北京四中，到北京市门头沟煤矿做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本科，1982年在中央团校任教，1984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风雨四中
北京四中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校史。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为北京第四中学。2005年与北海中学合并，恢复初中招生。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校名由郭沫若题写。四中的著名校友，包括陈凯歌、北岛、孔丹、秦晓等。
废除高考
1966年6月，四中高三（五）班的学生响应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倡议，以“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名义，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委托四中学生刘源（刘少奇之子）将倡议和信呈交毛泽东。他们可能事先获知中央希望展缓高考的消息。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以及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北京四中师生的倡议书和高三（五）班给毛泽东的信。高考直至1978年才恢复。
“鬼见愁”歌曲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高潮中，高一（五）班班长刘辉宣谱曲的对联歌，成了“文革”广为流传的歌曲，此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人称“鬼见愁”歌，是流行的红卫兵歌曲之一。
“西纠”
1966年8-9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发起成立“红卫兵纠察队”，当中最早成立、最有威信的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主要负责人有孔丹、秦晓、陈小鲁（陈毅之子）。周恩来认同其做法。“西纠”根据他们对中央政策的理解，规范红卫兵活动，包括制止打人等暴力行动。但“西纠”也存在打人现象。同年11月，“西纠”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判，停止活动，主要负责人被批判，甚至关押。
《中学文革报》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铺天盖地，当中最热销、最具影响的莫过于《中学文革报》。由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与遇罗文于1967年1月18日创办，截至同年4月共刊出六期，总印数达30万多份。该报创刊号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遇罗克随后还发表《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等，影响很大。此报后被戚本禹称为“大毒草”，被迫停刊。
“新四中公社”
从1966年10月起，“老兵派”逐渐被北京中学造反派取代。翌年春，由于中央首长4月3日和4月4日的两个讲话，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的社会构成以平民子弟特别是知识分子子女为主，“四四派”以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为主。四中校内的造反派成立“新四中公社”，属温和的“四三派”，四中绝大部分学生都加入在内。他们发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打碎特权阶层”，有理性的政治、社会诉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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