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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5年夏天，16岁的北岛考上北京四中高中部。在《北京四中》一文中，他形容自己是“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让他更惊喜的是，同住一栋楼的“发小”曹一凡也考进了北京四中。两人都在高一（五）班。
四中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我1964年考入四中初中，当时北京城区的男校，没有比四中分更高的了。”本书作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印红标说。
北京四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离长安街很近，正门不远是西什库教堂，后门对面便是林彪的住所。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在男校里四中考分要求最高，西城区是国务院各大机关和家属集中的地方，所以四中有很多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印红标告诉南都记者。
“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中云集的子弟包括“一二三”，刘少奇的儿子一个（刘源源），彭真的儿子两个（傅洋、傅亮），薄一波的儿子三个（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再如像谢富治的儿子，谢觉哉的儿子，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都在北京四中，将军级的子弟就更多了。
“大部分人都是凭真本事考进去的。”曹一凡说，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北京四中念完初中后，没能考上四中的高中。虽然陈毅时常去北京四中，但陈小鲁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北京八中。
表面看来，当时的北京四中学风正派、欣欣向荣。
但在“文革”爆发前，“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显然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北岛写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四中停课，北岛、曹一凡以及整个“老三届”瞬间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当时，北岛和曹一凡同属于北京四中的“造反派”。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9年，北岛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1971年，曹一凡被分配到西城碳素厂做烧火工。此后，两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北岛成了知名诗人、作家，曹一凡则成了成功的商人。
2001年，北岛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北京。北京的剧变让他震惊，“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北岛在《城门开》的序言中感叹道。
记忆中的北京四中也早已消失。1986年，北京四中校舍全部翻建。面对这个白色现代建筑群，“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也没有，茫然摇摇头。”北岛写道。“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身，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北岛决意用文字来重建自己的北京城，由此开始了《城门开》系列文章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曹一凡惊人的记忆力为北岛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尤其在《北京四中》一章中。
2009年10月，曹一凡到香港探望北岛，再次聊起北京四中的往事。“记忆那么好，历史那么独特，应该编一本书。”北岛建议曹一凡可以和维一（黄其煦）合作，编一本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回忆录。维一是北京四中1966届初三（一）班学生，与曹一凡是多年的朋友，去年出版了《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
“我对四中的印象特别深，一直想给学校留点什么。”曹一凡说，正是在四中的那三年，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接受了北岛的建议，并为此四处联系。
由于联系出版社、编辑稿件等原因，北岛最终参与进来。“这恐怕也和我编《七十年代》有关。”北岛说。
《七十年代》是由北岛和李陀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回忆“七十年代”的文集。收录了阿城、朱正琳、陈丹青、北岛、张抗抗在内的三十篇记忆文字。“如果追溯历史，势必要从七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必须要到‘文革’的暴风雨中寻找答案。”北岛说。
2009年11月29日，维一回复曹一凡，同意参加《暴风雨的记忆》一书的编撰。
曹一凡在北京，负责约稿及收集图片；北岛在香港，负责文字编辑；维一在美国，负责协调和编校。
在约稿前，北岛确定了稿件编辑原则。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尽可能保持客观立场，要能把完全对立的声音汇集起来。”北岛说，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他们特别选取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等细节，去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可感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些历史事件和场景。”
“老兵派”、“造反派”，悉数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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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别
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要想把各个派别，各种人的观点都反映出来，并不容易。”曹一凡说，当时北京四中有两大派别：“老兵派”和“造反派”。“老兵派”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主要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算是“文革”中的激进派。
北岛和曹一凡都属于“造反派”，同其他“造反派”都还有些联系。问题在于“老兵派”，虽然“文革”中他们也倒台了，但由于生活经历和环境的差异，他们同别人并不交融，彼此也没什么往来。
曹一凡最先找的是刘辉宣，他们是高一（五）班的同学。
刘辉宣是北京四中“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正是由他谱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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