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喊出来非常偶然。“当时，我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也没有涉及出身问题。但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先声夺人，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刘辉宣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回忆道。
这首鼓吹“血统论”的歌迅速传播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战歌”。反对之声也如约而至。为评判这首歌，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因此入狱，最终被枪决。
“血统论”后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评判，刘辉宣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各路红卫兵都追着他打，争相批斗。巨大的恐惧让他做好了随时被枪决的准备，有段时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慷慨就义”。
刘辉宣答应了曹一凡的约稿，但不是给他写，而是将两篇访谈录给了曹一凡。一篇是讲西城纠察队，也就是“老兵派”的事；另一篇谈高一（五）班的事。北岛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摘取一些内容，做了大量的改写，最终成文。
“我觉得很自然，只要是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管是对‘文革’还是对我感兴趣，我都会说给他听。”对于“文革”期间的事，刘辉宣早已释怀。而遇罗克之死，刘辉宣认为与《出身论》并无关系，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的态度是先看事实，动机都是次要的。完了以后，就说我们影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太重要，那就过去了；如果很重要的话，那承担嘛。”刘辉宣说。
之后，北岛和曹一凡又争取到高三（五）班红卫兵的头儿、教师劳改队队长刘东和“老兵派”领袖秦晓的参与。最终在《暴风雨的记忆》中，共收录了三篇“老兵派”的回忆文章。
除了“老兵派”和“造反派”以外，北京四中还有一些人什么派别也没参加。影响较大的有赵京兴。
赵京兴是六六届北京四中初三（三）班的学生。赵京生的父亲是个裁缝，家庭条件比较差。这种家庭背景在四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赵京兴是个真英雄。是个跨了时代的人，又有胆，比我们看得不知道远多少。”曹一凡说。
1967年初，赵京兴在《中学生文革报》上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非常赞成。当时还和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学文革报》。
在一次同“老兵派”的辩论中，赵京兴引起遇罗克的注意。遇罗克给赵写信，此后频繁来往，直到两人入狱。
“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赵京兴在文章中回忆道。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布后不久，赵京兴便写了“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大字报，申明自己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他认为当时的政策歪曲了毛泽东的指示，纯粹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自己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其他方式同样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大字报发表之后，赵京兴很快被“工宣队”隔离审查。
真正让赵京兴获得牢狱之灾的，是《哲学评判》。这是赵京兴送给女友陶洛诵的生日礼物。在这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中，赵京兴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独立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命题。当时，赵京兴只有十八岁。
1970年，赵京兴被西城区公安局逮捕。此后每次政治活动，赵京兴都会成为活靶子，什么罪名都往他头上安。
“我之所以答应写文章，也是希望澄清事实。”赵京兴告诉南都记者，他同遇罗克的关系一直都有误传，《哲学评判》一直也有传闻，甚至被人叫做《历史哲学》。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有所订正。“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事实是怎么回事，尽可能在篇幅内表现出来。”赵京兴说。
“不需要怎么说服，参与者对书的意义都是基本认同的。”北岛和曹一凡当时找了五六十个当年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大部分人的稿子都交过来了。经过北岛长达半年时间的编辑和梳理，最终确定了目前十八个人、十八篇文章的基本格局。
十八个人分别是：牟志京、刘辉宣、陈凯歌、周孝正、秦晓、杨百朋、刘东、冯永光、王祖锷、赵振开（北岛）、印红标、李宝臣、黄其煦（维一）、赵京兴、白羽、高中、唐晓峰和曹一凡。
曹一凡当时还想找在“文革”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同学也来写。他们在“文革”前就被打倒，“文革”中也挨了不少打。但没有一个人答应。“这也正常，当年挨打的同学，现在也是大学教授，你说他还愿意出来写他那段吗？”
3
写历史
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
北岛希望当事人不带任何评价地回忆过去。
“现在还不是反思‘文革’的时间。”北岛说，“文化大革命”非常复杂，应该趁当事人记忆力还好，记录下当时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立场等细节，通过细节来回复历史原貌。只有等“文革”资料丰富了才能反思，否则会破坏当时的现场感。
“如果连历史背景与脉络、派系背后的利益冲突、革命话语及斗争方式、个人本能的压抑与释放等都没搞清楚，‘反思’从何谈起呢？”北岛说。
细节比对带来差异。在《暴风雨的记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辉宣究竟有没有打过牟志京一事。
牟志京是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的学生。他曾激烈地反对“血统”论，并创办了《中学文革报》。
在回忆文章《似水流年》中，牟志京详细回忆了他在北京四中被刘辉宣打松一颗门牙的经历。
当时，牟志京带朋友赵颐庚去宿舍。宿舍里有人问赵是什么出身，赵不愿回答。很快就冲进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问是哪一个。
“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上去就给了（赵）一拳。我见状便朝那大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蛮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话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牟志京写道。
刘辉宣的回忆文章《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坦诚自己曾打过“牛鬼蛇神”和流氓，并没有提到打同学的事。
“我打过不少人，还真是没打过同学，我当时也不认识牟志京。”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曹一凡曾把牟志京的文章发给他看。“看完之后，我就说了两点：第一，没这事，真没这事；第二，你还是把原样给登出来”。
“当时在学校‘开我的批斗会’，我有一个策略，一上台就给自己安一个罪名，说我打过人，向同学们请罪。”刘辉宣估摸着牟志京就这样给弄混了，“他可能被外班的打过，我又冒出来承认自己打过人，这事在他心里就挂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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