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场的濮德志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后来蒋被释放回南京，他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又向上海进攻，并轰炸南京。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还谈笑自若。于是，陈与胡适、张柏龄等联名保释他。当局要他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是，国民党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国民党政府在宣告陈独秀减刑释放的内部“指令”、“训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强调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陈出狱后发表声明表示： “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陈独秀出狱时，面对祖国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重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出狱后，他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文章，宣传抗战，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各党派“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出狱后，陈独秀两次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多年隐居的罗汉也主动出来为陈独秀与共产党重新合作抗日而奔走，并在叶剑英等的建议下，亲自奔赴延安，因山洪被阻西安。经电报联络，中共中央以为陈独秀要回到党内，就由毛泽东、张闻天签署提出三个条件，要求陈：（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张国焘在解释三个条件时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但是，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尽管如此，当时在克服了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与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之间，的确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良好气氛。自然，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然而，正在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来，把当时苏联正在严厉镇压托派的狂风带到中国，又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篇累牍诬陷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丑行，带回国内，硬是诬陷陈独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严重影响党的威望。陈独秀和罗汉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分别发表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1937年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着他对政治局势的敏感观察，决心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与一时在武汉耽搁的王文元、罗汉、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和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企图在抗日阵营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还寄于热望的托派，忠实执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主张直接搬用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策略，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即变国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对本国政府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促使其在战争失败的危机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势，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当时全国正派舆论的强烈谴责，使“托派即汉奸”的宣传在全国流行开来。陈独秀极端痛恨这条路线，并与推行这条路线的上海托派中央“极左派小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个集团脱离关系：“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而托派中央却反过来多次作出决议，强烈谴责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双方也因此决裂了。
陈独秀认为托派传统的靠一张报纸来活动的方式，在武汉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更无实效，必须抛弃，应该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于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负，与王文元等人同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接触。何部即“七七”事变时抗击日军的部队，他在战斗中负了伤，来武汉治疗。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与陈接谈后颇为投机，双方达成一项计划：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兵士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但是，这个情况很快被蒋介石侦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蒋介石停了何的职；同时，由于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的影响，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蔑，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
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独立开创政治局面的企图也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长使英雄泪沾巾。
恰在这时，国民党的失败，使日军很快逼近武汉。陈独秀于1938年7月，带着几多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顺长江而进入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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