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中难解脱 景儒林寻短见
王自正的同谋究竟是谁呢?专案组锁定的首选目标是王自正专案组的负责人陈汉中。
专案组怀疑陈汉中是王自正幕后策划者的根据有好几条:
首先,陈汉中作为审查王自正的负责人,表面上看来他对王的态度很严很凶,时常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并且王自正在日记中也多处流露出对陈汉中极为不满,甚至切齿愤恨。但这些都似乎是假相,是不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同伙关系故意做戏?
其次,王自正作案为什么偏偏选在陈汉中出差期间?他在32号院杀人之后为什么又到了陈汉中家?
第三,也就是最令人可疑的一点,就是31日晚上,王自正在几米之内对陈汉中开枪竟只擦伤了他的一点儿肚皮,他衣服上共有18个弹洞,其中胳膊上的洞同腹部衬衣、毛衣、罩衣、大衣上的洞竟不在一条直线上。王自正冲他只打了一枪,这一枪所穿的洞不可能不在一条直线上啊!因此,专案组怀疑陈汉中自己冲自己打了一枪。否则,人们难以解释:如果王自正同他没有特殊关系,如果王自正真的那么恨他,那么,王自正在他身边冲出屋门时为什么不照他头上补一枪?
当晚事发后,陈汉中曾对他人吹嘘自己在王自正行凶时是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同对方搏斗,但现场情况证明他说的并不是真话,他为什么要编造假话呢?
因此,专案组果断地决定将陈汉中隔离审查,将其同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及子女3人以及住在32号院的6人等重点审查对象一起关押在昆明北郊黑龙潭一空闲干休所内进行审查。拥有几十名办案人员的专案办公室也设在该处。
同陈汉中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谭崇访。他一直与王自正住在里外间,专门负责监管王自正,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怎能瞒得了他?是他麻痹大意没发现呢,还是发现了以后知情不报,或者是被王自正拉下水做了同伙?
尤其令人不能原谅的是,陈汉中、李伯志去隔离室传唤王自正时,谭崇访正在里屋睡觉,在王自正开枪行凶的关键时刻,他不仅不挺身而出,从背后擒住王自正,反而被吓得跳窗而逃。假如他当时表现得勇敢一些,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王自正自杀的。
专案组考虑到,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出去作案,站岗的战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不定有人充当了他的帮凶。因此,全班12名战士均被隔离审查。
本来,侦破“017案”的主力是保卫部,但破来破去却破到了保卫部自己头上:凶手是保卫部的人,负责监管审查的也是保卫部的人,盗的又是保卫部的枪,暗杀的则是保卫部的头号保卫对象。因此,最难逃干系、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保卫部长景儒林。加之当时地方和部队均有较严重的派性,就连专案组成员也有所谓“八派”、“炮派”之分。当时对“017案”有一个基本定调,那就是“集团作案”;在破案中也有一个警示性的口号,那就是“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所以,两派谁也不敢否认“集团作案”的定论,谁都想从对立的一派中挖出王自正的幕后策划、支持者,而景儒林则无疑处于斗争交会的风口浪尖上。他的心理陷入深深的自愧、自责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1971年初,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召开驻京单位保卫部长会议,要求昆明军区保卫部派人出席,在会上介绍一下“017”案情况,以使人们引以为戒,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军区领导决定让景儒林参加,但他找到副政委蔡顺礼推辞,说他:“没脸见人”,坚决不愿意去。蔡给他做工作,并提出让党办主任王克学一同去,并让专案组准备好了案情介绍材料。到会之后,景儒林执意不发言,硬让王克学代替他介绍了案情。
1971年春节过后,昆明军区党委决定在昆明步校开办专案人员封闭式“学习班”,实际上就是隔离审查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为军区保卫部的全体干部,还有其他被审查对象,集中在一起学习、反省、接受审查,行动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气氛十分紧张。
作为保卫部长的景儒林,既是受审查的对象,但名义上又是学习班的领导,架子颇为难拿,致使他的精神跌到崩溃的边缘。“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清早,大家都到食堂去吃早餐,他没有去,竟用尼龙网兜套住脖子,吊在蚊帐杆上自缢。他留在桌子上的字条上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
蔡顺礼受审查 专案组大换班
1971年12月,“017案”的侦破工作已经历了一年之久,其间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3事件”,“017案”自然又与林彪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使该案的侦破工作更加复杂化,并且备受中央关注。中央组织部为此专门派出一个小组到云南了解有关情况,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亲自将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泽莽召集到京汇报案件进展情况。汪东兴听了汇报后对案件的侦破工作非常不满意,认为一年多来案件不仅无实质性进展,几个主要疑点未查清,而且还出现了几次严重失误,造成王自正与景儒林先后自杀。汪感到,案子的情况很复杂,现专案班子又受到派性的干扰,对查清此案非常不利。
因此,汪东兴将此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当即决定:将蔡顺礼留京接受审查;责令赵泽莽留京停职反省,说清问题。同时,由中央办公厅选派有经验的侦破专家组成中央办案组赴滇指导破案,重组专案班子。
于是,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担任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群工组负责人的赵苍璧被召到中央办公厅,接受了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领导下指导 “017案”侦查工作的重任,并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一要查清此案是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二要查清是否有同伙配合、集团作案;三要查清王自正和景儒林自杀的原因及教训,找出破案中的纰漏和原因。要求将案件的主要疑点特别是关键问题查得清清楚楚,不能含含糊糊。
赵苍璧是老资格的公安干部,进城之初就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首任治安处处长,后曾担任原西南局公安部部长、四川省政法委书记,具有丰富的侦破工作经验 (“文革”之后曾任公安部长)。公安部为他选配的两名得力助手是:河北省公安厅一处处长刘刚、辽宁省公安厅二处处长徐生。后来,为了侦破工作的需要,中央专案组又从各地公安机关抽调了枪弹痕迹专家王广沂、指纹专家赵向欣(女)、法医赵海波等。为了工作方便,公安干警一律着军装,驻在军区招待所9号楼。
昆明军区党委也调整改组了原专案班子,挂帅的仍为周兴,此时周已升任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副司令员徐其孝负责专案组的日常管理,副参谋长黄学义任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时,从各部队和当地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精干力量作为专案组成员。
新专案班子的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结合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查清谭甫仁被暗杀案同林彪反党集团有无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查案情,解疑点。
他们在摸清已知案情和前段侦查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找出了需要查清的4个疑点,即:王自正是怎样在被隔离、监管的情况下潜出作案的?王自正是怎样搞到军区保卫部的手枪和子弹的?王自正作案后为什么去找陈汉中?陈汉中衣服上的枪洞怎样形成的?为了解开上述四点之谜,他们确定侦查工作要紧紧围绕着4个犯罪现场(32号院、保密室、俘管所、政治部家属院)和王犯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书写的3本日记,从头做起,重新勘查现场,重新调查访问,熟读细研每篇日记,理顺号清王自正的思想脉搏,从中找出其犯罪的思想动机和蛛丝马迹。
离军区大院仅两三公里远的西坝原军区俘虏管理所是一个约一亩见方的空闲院,大门朝东,临一条南北街,大门通常不上锁,晚间则从里面闩住。门口北:侧临街有两间平房,为王自正的隔离室。隔离室分里外间,负责监管王的保警队员谭崇访住在里间,王自正住在外间,中间有屋门。两间房前后各有一对窗户,其中临街的窗户小,有钢筋护栏,人出不去。距隔离室门外3米多远有一棵大槐树,哨兵就在大槐树底下站岗。
小院北侧坐北朝南有一座二层小楼,是专案审查人员办公的地方,南侧有一排平房,是站岗士兵的宿舍。西南角是一片用矮墙圈起来的菜地和厕所。厕所是全院惟一的公用厕所。
办案人员详细了解了战士站岗值勤的情况,发现这里边有很大的漏洞:12名战士分12班,每班只有一人,一人值两个小时,换岗时需交班的到宿舍去叫接班的,接班的即使能立即起床,中间至少也有三五分钟的空岗时间。据了解,有些战士往往贪睡而不能按时起床,常常要磨蹭一会儿。尤其是一个外号叫“小迷糊” 的战士,每次接班都要耽误一二十分钟。
那么,王自正是不是发现并利用了这一漏洞呢?答案是肯定的,专案组从调查获取的4点证据中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
其一,据多名战士反映,王自正经常同挂在大槐树上的马蹄表对表,这个马蹄表是战士们值班时掌握时间用的,王自正将自己的手表与马蹄表相对,显然是为准确无误地利用战士交接班时的空当而做准备的。否则,时间概念对于他这个被隔离审查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二,从王自正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战士轮流值班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其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小迷糊几点至几点、”“大个子几点至几点”、“小山东几点至几点”……
其三,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儿子王冬昆、女儿王冬云都证实,王自正被隔离审查期间,晚上不止一次回过家。李素云交代,有一次王自正拿回去两支手枪,要放在家里,她死活没让放。”
其四,院西南角厕所的围墙内外有蹬蹭痕迹,地上有杂乱的胶鞋印痕,尺码与王自正的相符。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推断,王自正巧妙地利用了战土交接班时一二十分钟的空岗时间,从大门口潜出 (大门只在里边插着栓,不加锁),虚掩上门,待下一个交接班时间再返回来。返回时如果点卡得准,那他就从大门进入;如果卡得不准,怕被接班的战士发觉,那他就从西南角厕所外越墙而入;万一被发觉,他就借口上厕所拉肚子,并且向上一班请了假,从而很容易遮掩过去。这期间,住在里屋的谭崇访正在闭门酣睡,毫无警觉,怎会知道王自正已金蝉脱壳?
在王自正潜出隔离室的两个小时当中,值班的战土只在院子里站岗,从不进屋察看,虽然从窗口可以看到灯光明亮的屋内,但王自正的床上吊着蚊帐,蚊帐内的被褥再稍加伪装,不仔细瞅的话从外边难以发现破绽。专案组为此做过实验,证明了上述推断是站得住脚的。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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