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认为，马苏红与陈汉中的妻子所提供的这条线索极其重要，对破案很有帮助，便在这两个人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尽量让他们提供出更多的情况，以期挖出那个高高的胖军人。过了约七八天，马苏红放了学往家走，正好与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学走在一起，这使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见到的那个胖军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拿来一张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辨认，马仔细逐人看了看，然后果断地指着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人员愕然了。原来，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副团级），因被原籍老乡检举有历史反革命问题，正在被隔离审查。按说，王自正的身材与王文莹、马苏红等所见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正被隔离在西坝原战俘管理所内受审查，他的住室中有保警队员谭崇访日夜陪伴监视，门外有一个班的战士24小时轮流看守，他怎么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盗枪、杀人，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术”、“障眼法”，要么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领。
所以，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态度最坚决、最不相信系王自正作案的就是军区保卫部长、王自正的主管领导景儒林。景曾不止一次地说：“关押王自正的房间夜晚电灯长明，门口哨兵时刻不离，他若能出来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谈了!”
也正为因此，当初进行大范围摸底的人员来到西坝一问情况，就轻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
领导决策失误 凶手饮弹自杀
虽然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会在戒备森严的隔离室中窜出来作案，但他毕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又被目击者从照片中辨认出来，所以，专案组决定让马苏红到西坝俘管所对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认一下。
遗憾的是，由于办案人员缺乏组织辨认的经验，又没有进行周密的准备，致使秘密辨认变成了当面辨认。12月31日中午，当专案组人员领着马苏红走进西坝俘管所大院时，王自正正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插在裤兜中扫院子，马苏红一眼便认出了王自正，脱口说道：“是他，就是他!”
这话被王自正听到了，他抬眼一看这个小家伙似曾相识，转而不禁大惊失色，急忙转过身去，强装镇静继续打扫着院子。王自正的反常表现自然逃不过专案组人员的眼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然而，当蔡顺礼副政委等专案组领导听取了上述情况的汇报后，依然没有下决心对王自正正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却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谢新锷、军区保卫部科长何凤毓等人前去西坝提取王自正的指纹和脚印。
谢新锷、何凤毓等人于12月31日晚10点左右来到西坝之后，正好刚从上海出差回来的“王自正专案组”组长陈汉中也在。陈汉中向他们反映了如下几点重要情况：
1970年12月17日早上7点半左右，刚换岗的战土喊王自正起床，听见王自正在院西南角的厕所里回答说：“我在上厕所，拉肚子!”“你为什么不请假?”站岗战士质问道。王说：“我向上一班请过了。”不一会儿，王自正捂着肚子回到了隔离室。经询问上一班站岗的，王自正上厕所前根本未请假，也没人见他何时上的厕所。
从32号院血案发生后，王自正的神情一直很反常，紧张不安，不时探头望着窗外，像是在观察什么。
12月24日，当王自正看到前一天的报纸上刊登出谭甫仁逝世的消息后，他禁不住失声窃笑了几声。
12月31日中午王自正发现被马苏红辨认出来之后，回到隔离室突然失声痛哭，哭声中说了一句：“以后就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谢新锷等人听到上述情况之后，认为事关重大，王自正的嫌疑骤然上升，还有没有必要提取他的指纹、脚印，需向专案组领导请示报告。于是，马上派人回到军区向专案组领导当面报告了新获悉的情况及改变原行动计划的建议。
可是，当晚军区大院刚刚举办过年终会餐，专案组的有关领导都喝得东倒西歪，满嘴酒气，对来人汇报的重要情况或许就没有真正听进去，加之他们一直对王自正作案持怀疑态度，又是酒后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候，所以未加深思，轻率地做出“按计划执行”的错误决定。
试想，假如专案组的领导头脑中多一根弦，召集有经验的人员研究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趁王自正不备将其控制起来，然后搜查其身上和住处，看看有没有枪支弹药，既可防止其继续行凶杀人，也可避免其畏罪自杀，还有利于查清案情，挖出同伙。然而……
谢新锷等人只好奉命按既定计划执行，这个计划是让王自正带上喝水的缸子到俘管所食堂，顺便问些情况，从他的水缸子上提取指纹，同时派人到其住处提取他的鞋印。
31日晚上10点半左右，陈汉中、李伯志来到王自正的隔离室，陈以平淡的口气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王自正，起来拿上你的缸子，到食堂去一下，有点儿事。”王自正当时并未睡着，甚至也没有脱掉衣服，他一边起身，一边问道：“什么时候?”“现在。”“好吧。”说着，王自正下了床。就在他穿上鞋子的一刹那，突然从被子底下摸出一支五九式手枪，转身对着陈汉中和李伯志“啪、啪”各打了一枪，二人应声倒在门口。站在大槐树底下值勤的战士听到屋里响起枪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王自正拿着手枪冲出来，一边对着战士打枪，一边拼命地向西南角厕所处跑去。这时，枪声把住在南屋的全班战士也都惊醒了，他们纷纷提着枪跑出来对着王自正乱放起枪来，顷刻之间，俘管所院内枪声大作，喊声一片。
王自正跑到厕所口时，见战士们一边打枪一边追来，料定越墙逃跑无望，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经检验王自正自杀的五九式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一支，但不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经搜查他的身上和住处，未发现另一支手枪。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分析，他很可能将手枪扔进厕所的粪池中了。可是，淘干粪池后却一无所获。
过了若干天之后，人们在已晒干的粪堆中找到了那一支手枪，经检验确系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据推测，王自正把两支手枪都带回了隔离室，杀害谭甫仁夫妇后，他怕两把手枪易于暴露，就把行凶的那支扔进了粪池。可是，当战士们淘粪时因疏忽大意没发现裹在粪便中的手枪，直至粪便晒干之后向菜地施肥时才得以捡获。
检举信讨血债 副科长露原形
轰动昆明全城的谭甫仁夫妇被暗杀案，并没有因凶犯王自正畏罪自杀而画上句号，相反却给人们留下一串难解之谜：王自正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杀害全军区的最高首长，他是独自一人作案还是纠集了一个集团，他又是如何在严密看守的隔离室中潜出潜入盗枪杀人的?
要揭开王自正的“庐山真面目”，还得从一封来自河南内黄县武拐公社的检举信说起。检举信缘起于1947年7月的一起反革命报复案件：当时，我军刚刚撤离豫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地主恶霸组织的还乡团疯狂地向我基层干部反攻。武拐村富农分子王某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数人，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不久，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国民党军败退，王志政为逃避党和人民的惩罚而潜到外地，多年未有音信。
解放初期，首犯王某被我人民政府镇压，而王志政却一直逍遥法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地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群众把当年还乡团杀害我武委会主任一案重新提出，强烈要求将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王志政揪出来。群众中有人反映，王志政当年跑到外地之后，编造出身历史，混入了我南下大军。“文化大革命” 初期，他曾给老家亲属来过一封信，称已从部队转业，单位好像是个旧锡矿五队。武拐公社革委会当即给个旧锡矿五队寄去一份检举信，但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又进一步围绕着王志政与家人的联系情况进行调查。有人反映，王志政有一次跟家人的通信地址好像是“昆明靖国新村50号”。于是，革委会以王志政亲友的名义试探性地给这个地址发出一封信，但不久信被退回来，理由是“查无此人”。
实际上，军区大院所在的靖国新村分成两部分，王自正所在的军区政治部宿舍院内确有个50号，但大院外也有个50号，来信肯定寄到了大院外，况且“王志政”早巳变成了“王自正”，自然是“查无此人”。
武拐公社革委会的办案人员仍不放弃，他们干脆把检举信寄给了云南省革委会。不久，这封检举信转到了革委会人保组。当时，昆明军区保卫部的何凤毓科长恰巧在该组支左。他看过检举信之后，认为“王志政”很可能就是保卫部的王自正，便将此倌转给军区干部部部长王一民。王阅后又转交给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起云对这封检举信非常重视，直接呈报给军区政委谭甫仁。谭甫仁鉴于此事重大，便提交军区党委进行了研究，决定先派人到其家乡进行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则立即将其进行隔离审查。
外调人员刚到其原籍进行调查，王自正的一个侄子便马上给他通风报信，王自正做贼心虚，惶恐不安，立即让妻子回去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
王自正被隔离审查之后，虽然供认自己参与了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但他一口咬定没动手，没开枪，仅仅是个从犯。周该案的首犯已被处死，死无对证，所以检举揭发的主要事实难以查清，王自正一直被隔离审查了七个月结不了案。
王自正对其问题的严重性心里有数，他想，即使确认不了自己亲手枪杀武委会主任问题，就凭其参与还乡团杀害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这一条，也足以定个历史反革命。加之自己隐瞒富农出身，编造个人历史，伪装进步，骗取组织信任，混入了解放军的要害部门，并当上副科长，无疑是混入党内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是肯定的，弄不好还会被家乡老百姓揪回去批斗，最后被判刑，甚至被杀头。
处于绝望中的王自正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他决心孤注一掷，破罐子破摔，临死拉几个垫背的。他在日记中多处流露出要报复杀人的思想，将军区党委会主要领导均列入了暗杀黑名单，但首先目标“还是找头头来吧，谭甫仁是第一把手”。可见，王自正杀害谭甫仁是进行了长时间周密的酝酿谋划，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报复杀人案件。
令人费解的是，失去人身自由的王自正要实施其预谋已久的杀人计划是何其难哉!如果没有同伙的协助，他怎能轻而易举地摆脱看管人员的监视，又畅通无阻地进入32号院连杀两人，然后再悄无声息地窜回隔离室隐藏?而如果有同谋同伙，那可能是谁呢?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