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副政委跟周总理通过电话之后，于当日早7时便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司、政、后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了谭甫仁夫妇遭暗杀事件，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然后研究确定了应急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由周兴任组长，王必成、蔡顺礼为副组长，成员有副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由蔡顺礼副政委负责。
专案组将案发当晚住在32号院内的6个人全部进行了隔离审查，他们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住在楼下）、谭甫仁夫妇的未婚儿媳吴小红（住在楼上谭的隔壁）、警卫员李洪亮（住在平房警卫室），以及住在伙房的一名女炊事员和住在门岗的两名战士。
经反复盘问上述6人，吴小红和女炊事员及两个门岗都说当时睡得正香，没听见任何动静，更没见到凶手的身影。两个门岗是被前来抢救谭甫仁夫妇的干部敲门喊醒的，其中一人称当时正在梦中摸鱼呢。李洪亮是被谭甫仁“小李、小李”的喊声惊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了院里响起一阵枪声，吓得赶紧趴到床底下没敢出来，待院内静下来估计枪手逃离后，他才急忙给秘书邹贤玉打了电话报警，然后又躲进卫生间藏起来，直到听见王克学的喊声才敢露头。
经审查，李洪亮是谭甫仁从北京带来的勤务兵，主要负责谭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等勤务，不久前刚兼做警卫员，没受过正规的警卫训练，关键时刻贪生怕死，成为胆小鬼。
案发时惟一同凶手照过一面的是住在楼下客厅西侧的王文莹（军区女篮队员）。王文莹向专案组反映说，她当运动员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当时清晨5时许醒来听见楼上有人大声说话，她只听清姐姐王里岩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就是撕打的声音和几声枪响。她觉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楼看个究竟，就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了楼，她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我也不知道。”谭没停步，直接拐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这时候，又见一个身穿军装，个头有1．8米左右，身材有些发胖，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枪，年龄大约有40岁的人迫下楼来，直向长廊上追去。不一会儿，她只听谭甫仁在院中连喊两声：“小李!小李!”紧接着就听见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
她顿感出了人命大案，慌忙向秘书邹贤玉家拨了电话。
专案组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同时，派人严密封闭了32号院，随即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同军区保卫干部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且对参加抢救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访问。
谭甫仁夫妇居住，的32号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宅院，大门口。在南侧偏东一点儿，平时有一个班的哨兵昼夜轮流站岗，案发当晚有两名战士在门口西侧的宿舍睡觉。当时正值“文革”当中，军区有关部门对警卫战士的管理较松，造成这些战士的值勤守卫越来越懈怠，逐渐由站岗变为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从而使看似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卫形同虚设。
谭甫仁一家住的是院中惟一的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洋楼，进门是一个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半圆形客厅，客厅西侧阳面是谭甫仁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隔壁有两三间卧室，王文莹就住在其中一间。客厅北侧是楼梯，楼梯下面有一条通向后院的小长廊。楼上共有4个房间，谭甫仁夫妇住的是套房，两室共用一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之间有门相通，但各个卧室又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各有各的屋门。吴小红住在谭甫仁隔壁靠近楼梯的一个房间。小楼后边是一个小院，有一排平房做厨房和警卫员李洪亮的住室。平房后边有一个小养鱼池，紧挨着养鱼池就是近两米高的院墙。
现场勘查发现，院西北角墙外有一把凳子，这把凳子是从32号院南邻的军区干部食堂偷来的，凳子上留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令人困惑的是，这个食堂内养着一只大狼狗，晚上一有动静就“汪汪汪”直叫，所以平时也不用锁门。可是，案发这晚却偏偏没人听见狗的叫声。翌日早晨狗的主人发现，原来这只狼狗几天前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查明是被馋狗肉的食客偷偷地宰杀了。
院墙内有一个白色的皮鞋包装盒，上面也有一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院墙内外都有新鲜的蹬蹭痕迹。厨房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的，窗台上和临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胶鞋印。据此判断，刺客的进出路线是这样的：他从军区大院的北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大院 （军人随便出入，不受检查），绕过司令部大楼走到干部大食堂，从食堂中偷出一把凳子放在32号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墙进了32号院，绕过养鱼池，因厨房通向养鱼池的后门上了锁，故从后窗跳进厨房，又从厨房的前窗跳人前院，通过小长廊溜进小洋楼，作案后又顺原路逃离现场。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32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
现场勘查人员从楼外和楼上两个中心现场共搜获8个手枪弹壳和5颗手枪弹头（其中从楼上发现3个弹壳、两颗弹头，从楼外院内发现5个弹壳、3颗弹头），加上医生从谭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颗弹头，共获得8个弹壳、6颗弹头。经鉴定均系伺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
当从云南省公安厅借调的公安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大约两个钟头时，受命封闭现场的一名军官不耐烦地催问道：“勘查完了没有?你们这可是搞技术挂帅呀!”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干警没顾上过细地进行现场勘查和提取痕迹物证，只得匆忙收场。
综合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所获得的情况，大体可以推断凶手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他上楼后直奔王里岩的房间，因房门未拴住，故推门而人，王里岩被惊醒后，拉开床头灯，只见凶手正向她逼近。她显然认识凶手，一边起床一边问：“你怎么这时候来啦?”凶手大概说了一句：“我找谭政委!”说着举枪便向王里岩射击，也许是他由于紧张手腕发抖，这一枪打空了，子弹射人墙内。在危急关头，王里岩为了保护谭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卧室的门，与凶手展开搏斗，凶手这时贴身向王里岩的胸部开了一枪，王里岩应声倒地。凶手惟恐王不死，将枪口顶着王的眉心又补了一枪，子弹从脑后飞出后，钻人了木质地板。
住在另一间卧室的谭甫仁被惊醒后意识到危险，便急忙穿上裤子，披上“三位一体”的上衣（为了穿、脱方便，将衬衣、毛衣、罩衣三件套在了一起），从自己的屋门出去急匆匆下了楼梯，想叫警卫员李洪亮前来支援。
谭甫仁赶到李洪亮门外时连声喊道：“小李!小李!”但屋里却没有动静。这时尾追而来的凶手冲着谭的背后接连打了两枪，这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的身体，而是穿越过敞开的上衣击在李洪亮的屋门的门框上。谭甫仁这时转过身来，迎着凶手冒烟的枪口冲过去，凶手又一枪打在谭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手紧接着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打在了谭的右上臂，谭趔趔趄趄地侧身倒在地上。凶手蹿到谭跟前，将枪口抵在谭右侧太阳穴处第五次扣动了扳机，子弹从侧太阳穴穿人，从左侧太阳穴飞出。就这样，一个从 1928年就参加革命、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披肝沥胆奋斗了40多年的中将，永远地倒下了。
验枪无果而终 调查柳暗花明
侦破工作尽管是在保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动用的人力之多、声势之大、历时之长却是空前的。破案主要围绕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查验枪支，即清查检验全军区所有的五九式手枪，逐人逐枪见面，军区保卫部的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二是核实人员定位，即在全市范围内普遍调查青壮年男性 12月17日早晨5点至7点之间的行踪，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均须有两人以上证明，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当时一个仅有40多万人口的昆明市，几乎家家户户、角角落落都触及到了。
查枪毫无结果，所有佩发的五九式手枪一枪一弹不少。这使专案组大惑不解：五九式手枪目前只在军队干部中装备，而地方上一支没发，即使公安机关也尚未佩发，难道刺客是从外地部队中偷盗的枪支?
其实不然，查枪工作尽管看起来力度很大，但却留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军区保卫部自身，结果出现了严重的“灯下黑”。
原来，保卫部的保密室中就保存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而且枪弹混存。32号院血案发生后多日，保卫部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检查别人，却偏偏忘记了检查自己的枪。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保卫部的枪难道还会出问题?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还真发生了：在全军区检验枪支后的第九天，当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要用枪时，发现锁在保险柜中的五九式手枪竟少了两支，并且还丢了20发子弹!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而里面的枪弹却不翼而飞，显然具有内盗的嫌疑。
于是，保卫部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袁孔祥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当即被隔离审查。可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偷去了枪支子弹，但又说不清两支手枪的下落。被迫逼得急了，他就谎称这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借给老乡带回湖南了，第二天又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从保险柜中往外拿枪。专案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立即派人到湖南找到袁所说的那位老乡，经查问，根本就没有借枪之事，人家甚至就没到过昆明。
审查袁孔样毫无结果，只好将他隔离反省。
这里，专案组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明知道问题出在保卫部内部，为什么不认真地查查在枪支保管方面的漏洞呢，为什么只死盯住袁孔祥一个人?况且，袁孔祥的身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明显不符。试想，如果确系袁孔祥监守自盗，那在全军区普遍查验枪支情况下，他为什么不悄悄地把所盗枪支放回保险柜?由此可见，偷枪肯定不是袁所为。
那么，内部人员中又有谁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保密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呢?这个范围不会太大，而是很小，只要认真地深追细查，就不难找到嫌疑人。遗憾的是，专案组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最大的失误是，专案组和保卫部并没有把丢枪与血案紧紧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把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高个子胖军人同保卫部的干部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他们不相信保卫部会出现盗枪杀人犯，倒不如说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样残酷的现实：保卫部的人，盗出保卫部的枪，又用保卫部的枪去杀害保卫部的第一号保卫对象。这样的现实毕竟太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可能带来的后果：有的人说不定要丢党籍，有的人可能要丢军籍，也有的人甚至要掉脑袋……
也许是利害相关、前途命运所系，致使破案工作没有顺其自然地紧紧围绕着手枪与血案、胖高个儿与保卫部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去认真追查，从而使侦破工作走了不该走的弯路，出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恶果。
查枪验枪工作搁了浅，但外围调查摸底工作则获得了新的重要线索：专案组成员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走访时，住在该院的8岁男孩马苏红反映，12月17日清晨5点多钟，他用木盆顶着的小屋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穿军装的胖胖的大个子，脸庞圆圆的，好像还满头大汗，他冲着睡眼惺忪的马苏红问道：“陈汉中科长住在哪儿?”马苏红指了指上边，回答说：“就住在楼上。”那人转身就往楼上去了。
经走访住在楼上的陈汉中的妻子，她证实，那天早晨5点多钟，她还没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开口就问：“陈科长在家吗?”她说：“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听未进屋，就转身走了。她提供的该人身材特征与马苏红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计这个人与在32号院王文莹所见到的凶手极可能是同一人。32号院和政治部家属院相距不远，也就是七八分钟的路程，而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间又大体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32号院作案后马上赶到了政治部家属院。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