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先生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我赞美邓拓先生那刚强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说起金仲华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傅雷先生在遗言中说，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傅雷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是有经验才这样对比的。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一位部级领导干部，为了躲避辱骂和殴打，主动提出要求坐牢，军管小组头头回答他：“你还不够格哩！”可见在那个年月，坐牢竟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人们说，她和闻捷，乃是真正的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闻捷是写诗、写散文、写戏的多面手，同时也有组织和写作新闻报道的才干，他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当社长时自己动手写，指挥别人写（善于出点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华总社工作时，我去拜访过他，给我留下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别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后来他调到上海。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之流屡屡发话并组织力量整他时，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煳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如上所述，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那苦难何其残酷，必须夫妻相扶相携才得以解脱。
由作家使我联想到还有许多学术界、演艺界的文化名人的命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不按上边的旨意诬陷同志，不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有叛变行为，结果，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最后，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发指！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演艺界。暂且不说那些七尺须眉，只说那些刚烈女子们吧。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真是一曲让人睹之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悲剧。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经不住野蛮殴打。这些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乳房处），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还有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都是艺术和天才使她们陷入悲惨命运，于是愤然服毒，斩断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烂漫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一曲唱词，绕梁三日，而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国民党潜伏特务，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让她灵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缕谁相招？”在那个时代，又谁能相护？！谁敢相招？！
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赞扬，说她演的《秦香莲》，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剧吸收。可是就是这样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经受了多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性中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清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兽性和盗性横行无阻。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除置人于死地之外，还公开抢劫人间的瑰宝！
由韩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二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这位《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作者，来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来客》的姊妹篇《印度来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显露才华……50年代中期和后期，为了写作祖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许多苦，写出报告文学集《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他创作的电影记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的高度赞扬。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40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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