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北大学者教授(图)

　　[导读]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老舍先生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我偶然翻阅一本广东知名的杂志，读到一位著名作家谈论“小人”的文章，他对“小人”的议论可谓入木三分，控诉反“右”和“文革”带来的灾难可谓酣畅淋漓，很让人解气。遗憾的是，当他谈到在运动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中国作家们时，却说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自杀的少。还说邓拓也不是自杀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之中流露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对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国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杀？那段历史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我觉得应该把我对那段时期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自杀和他杀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我们在血的教训中，变得冷静起来，坚强起来，历史绝对是不该遗忘，更不应该是被歪曲的。

　　先从自杀的外国作家说起吧。那篇文章中列举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杀的外国作家，这些人名气很大，自杀了影响也大，但人数确实不多，而且他们与中国作家不同，自杀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个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绝境的。他们有的是在生命哲学上钻进了ニ篮同，与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杀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缠身，对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杀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爱情上受到打击愤而辞世的，如美国20世纪被称为最富才华最有创造力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则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出于畏罪抑或出于忏悔，加之对理想前途丧失信心而宁愿选择一死来解脱的，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内心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对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选择自杀，这与中国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愤而自杀是不一样的。就自杀的多少来说，我以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这种事也是不好比的。但无论怎样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来看，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写到这里，“文革”中就死辞生的作家们和演艺界人士那惨痛的景象，又跳荡到我眼前，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场，在刚刚经历地震灾害的唐山，在一顶小帐蓬里，笔者正奉ッ协助诗人田间起草一篇电稿，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致敬电”。后来终因两人积极性不高，没能写出来。也许是大震后鱼烂陆沉的悲惨景象和压抑的气氛刺激了诗人的心灵，他以低沉的语调，突然向我叙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协主席远千里的死……

　　他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间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大悲无泪”，人在极度悲恸时是没有眼泪的，只喊道：“老远，你不管我们娘儿们啦……”

　　远千里不幸去世后，孙犁先生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但那是一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茫茫大地归何处，美好理想化成灰，远千里被逼走投无路，他不想当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种年月，冤狱遍地，不堪屈辱，又无处躲藏，陷于绝境，最后只好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邪恶作抗争的一条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脑子里却想起多次听昆明人说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徒手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当时李广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与著名的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等口号。又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被特务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我还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杀死李广田先生，而如今，他却面对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下，就革起不该被革的人的命来，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先生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节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党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