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云南支边知青为返城 211名知青跪地誓绝食

　　1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云南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赵凡在会上明确表示，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会议上，赵凡又表示，知青问题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重心转移都有困难。

　　这时，四川省委表示，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期分批地回去;上海、北京也同意将知青大部分接收，这些意见均得到了中央同意。

　　根据这个精神，全国农垦系统的知青相继返回自己的故乡。这样，从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从1979年2月起，在云南农垦系统的四川、上海、北京知青陆续返城，由各自父母单位安置，父母没有单位的则由街道办事处安置。 云南方面同意在自愿原则下，知青愿走的都可以走，愿留下的欢迎，农场拿出资金，先修缮房屋，让留下的知青能够安居乐业。知青中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但绝大多数的知青都选择了回城。

　　知青大返城

　　在知青们等待返城的几个月里，农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生产几乎停顿了，绝大多数连队仅由几个老职工支撑。知青们则各自收拾行李，等待父母单位的 调令，准备回城。但父母没有单位，或者父母都在街道工厂的，回城安置就有点麻烦。当然，也就使这部分知青比较惶恐，不知未来会怎么样?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悲剧：勐定农场五分场的成都知青官模云在等待回城的过程中，不堪忍受恐慌和无助，竟然于2月1日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惋惜不已。他的死，一度在知青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不过在周兴儒等人的大力劝解下，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过激的行动。

　　后来，不少知青怀揣着一张“包包户口”就踏上了返城之路。什么是“包包户口”呢?即那些没有单位调令的知青，先由农场方面开一个证明，再到勐定派出 所办户口迁移证。因为知青太多，派出所便对每日的办理数量加以控制。可这样一搞，办手续的时间又慢了许多。见此情形，知青杨国定就模仿场部开证明的钱参谋 的笔迹给知青们开证明。一时间，到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的知青打起了拥堂。再后来，勐定农场干脆用一根铁丝把公章挂在办公室门口，知青们随便写个什么证明， 自己把章一盖就可以回城了。其实，因为与所涉及到的各省市早已协调好，所以不管知青拿着什么样的证明回城，基本上都能在所在地补办户口和粮食关系。

　　以周兴儒、叶枫等知青组成的总委员会决定，拆除在团部的所有窝棚，各连的知青仍回到自己的连队，继续罢工，等候返城。总委员会的成员和愿意留在团部 坚持的知青搬进招待所住。一部分知青先回成都，动员成都的父老兄弟姐妹给予声援。最后，大约有两百名知青继续留在团部坚持。1979年3月16日午夜，农 场方面提供了七辆卡车，把知青们送走，留守在团部的142名知青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这样，除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继续留在云南农场外，多数知青先后回城。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些在云南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洗礼的知青们，都在各自的新岗位上继续拼搏，不少人还成为所在行业的骨干。

　　后记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知青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向我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无私地提供了珍藏的照片和实物。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热泪。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感谢党中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决心和决策!感谢我的知青战友们!

　　文中涉及到的部分人物现状

　　赵凡，年近九十，离休，住北京。

　　叶枫，回城后曾在某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现已内退。

　　周兴儒，回城后几经奋斗事业有成，十年前不幸遇车祸半身瘫痪，现仍顽强地在自己的事业上奋斗。

　　杨国定，回城后在成都市百货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下海。

　　许世辅，回城后在成都全兴酒厂工作，现退休。

　　唐朝民，20世纪80年代初辞去了在农场的一切职务返回成都，曾在某机关工作，后下海。

　　(杨全，男，成都26中初六九届学生，1971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现在成都盐道街中学任教。)(责编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