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蒋英回忆说，初到钱家她只有四岁，当时的情形已经基本上忘记了，不过有一件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钱学森不跟这个四岁的小妹妹一起玩。
蒋英：我到了他们家以后不听话，不听话，他不跟我玩儿，他大，他那时候十二三岁吧，他不会跟一个小妹妹玩儿，而我在家里有五个姐妹我们有大院子，玩儿多开心呢，我在他们家里待不惯老哭，他妈妈着急了，这样也不好，就是说我爸爸说还是还我们吧，这把我呢又退回去了，但是呢这里有个条约，这个钱妈妈就提出来，退出去就是我的干女儿，中国有这个他说干女儿，但是长大了以后呢就是给我当媳妇，做媳妇，所以有这么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一直就是存在多少年呢，我们都长大了也就忘记了，也就忘了。
解说：1935年钱学森即将远赴美国，蒋英跟随父母前往钱家送行，钱学森的母亲提起了两家十年前订立的一个“合同”。
蒋英：他妈妈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她说一个要到欧洲去，一个要到美国去我这个合同将来怎么履行啊。我爸爸就说不谈了，一个到美国去留学一个到欧洲去留学，咱们这个就算了，就有这么一段故事，就算了，但是呢事后过了几年真巧，也真巧，我在上海，他又回来了。
解说：蒋英与钱袋森在1935年分别之后由于战争的阻隔，整整十年未曾谋面，1947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这是他来到美国之后第一次回国。钱学森的父亲感觉履行合同的时机到了。
蒋英：他爸爸还记得这个，他爸爸说现在蒋英回来了，咱们要这个，这个合同要履行了，所以呢就一直说蒋英呢跟钱学森要结婚，他们两个人从小是，就是说是家里给他们订的婚。
解说：蒋英回忆说，钱学森的父亲认定了，蒋英一定要是他的儿媳妇，因此蒋英在上海的活动特别是举办演唱会的情况，他都写信报告自己的儿子，因此钱学森虽然身在美国，对蒋英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蒋英：他很大方，他说他不提到这个合同，他说，他看见我他说，你跟我一块到美国去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知道他有意思，他爸爸替他做工作，他爸爸每个礼拜天就来给我送好吃的来。每个礼拜天送东西来，他爸爸在拉这关系，他没有做什么事都是他爸爸替他做的。他爸爸催他，他说你还不赶快，他刚到上海，他爸爸就催他，就是他来了，正好我也开完音乐会，就成了。
解说：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新婚之后不久他们双双飞往美国的波士顿。蒋英对自己的人生也有非常完满的规划。
蒋英：到美国去了，老实说音乐事业有点中断，初出去，一到，那是好事，因为娃娃报到了，娃娃报到了就休息一年，我自己心里也准备，我要有个家庭，我要有两个宝宝，两个宝宝以后我就要搞我自己的专业了，就不管了。
解说：然而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轨迹，钱学森和蒋英一家在美国的生活也从天堂跌到了地狱。1950年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狂潮泛滥，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导致了对中国这个新生的共产党国家的仇视。作为中国人钱学森受到了莫须有的怀疑。
蒋英：1950年，我们正好我怀第二胎，我的女儿一满月，我们，我们的飞机票买好了，新中国解放了，1950年，我女儿1951年生的，我们就说抱着这个娃娃一个月我们就回国，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把我们的飞机票给抹煞了，不许我们回国，不许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有一个小箱子，喂着小娃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就在家，逼着我们留在美国了。
解说：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现代航空科学和火箭技术先驱以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1950年6月初他找到了当时负责喷气推进中心研究计划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提出了回国的想法，但是就在钱学森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金贝尔拨通了司法部的电话，在电话中他态度强硬的发出不能放走钱学森，宁可枪毙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的指令，在他看来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抵得上五个师。
罗佩林（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们一块去到了这个洛杉矶城里面去买票，买票这个轮船公司说，罗佩林的票我们可以卖，因为他是学生，你这个，你是教授，你这个票我可不敢卖。
解说：洛杉矶海关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在他的行李中携带有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都是与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在无端的怀疑之下钱学森一家被迫返回了加州理工学院。
蒋英：他们来了一个人穿得正正式式的，说我请钱学森到办公室去，就把钱学森带走了，带走就放到监狱里头，放到监狱里头14天。我去看他的时候，那是真正的监狱铁栅杆，还有许多犯罪的人，所以钱学森气得我一辈子再也不回美国了，美国总统不是这一次请他去吗？给他奖金，他说我再也不去美国了。
解说：美国人的刁难也更加坚定了钱学森和蒋英回国的决心，蒋英后来回忆说当时家中常备着三个小旅行箱，以便随时可以打点行囊踏上归途。
蒋英：他希望钱学森变成美国公民啊，他多次做工作，希望钱学森变成当美国人，因为许多中国同志待久了都变了，都改变了，但是钱学森不，他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不，我是中国人。
解说：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钱学森的体重骤减三十镑，家中的一切都依靠蒋英勉力操持，回忆起那段时光蒋英说由于怕钱学森和孩子们出意外，她根本不敢雇保姆，所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事无巨细她都要亲力亲为。到了1955年，钱学森和蒋英一家的处境出现了转机。
蒋英：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有办法，我们偷偷地写了一封信，送到一个很远的超市去，黑人区的超市去，这封信呢到达了比利时，在比利时我有一个妹妹，我就把我们的情况呢告诉我的妹妹，请妹妹跟中国联系说我们想回中国，替我们想办法，我妹妹也很聪明，马上把这封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拿着这封信马上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拿着这封信马上给我们的大使，中美两位大使在日内瓦谈判，这个咱们的大使拿出这封信来说，他们是要回来你们逼着不让他们回来，你们说的不是实话，我们这里有信。
解说：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55年9月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说：在外交部解密的档案中一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传记载了钱学森回到祖国的欣喜，电文中说，在经历了五年的软禁生活到达深圳之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1956年1月刚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下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与此同时蒋英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在美国五年的软禁生活让她失去了继续自己音乐事业的机会，回到祖国蒋英开始再次登上舞台。
蒋英：把我安排到中央，那时候叫。
记者：实验歌剧院。
蒋英：就是现在的歌剧院，我很高兴我第二次能获得工作，因为第一次放弃了，第二次能够回到中国来上中国新舞台我很兴奋、很高兴、很用功。
解说：兴奋之余蒋英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蒋英：有一次唱歌我自弹自唱，唱外国歌，周总理啊外国专家都在下边听着，唱完了下来以后我坐的老远，周总理啊就冲着我坐的桌子走过来了，我有点担心，我说怎么回事，哪晓得周总理过来就跟我说，李波你也知道她就是蒋英，唱得多好啊，周总理很客气，他说好是好啊但是我不懂，周总理说实话了，这话对我刺激很大，我中国人唱外国歌那观众听不懂，从那以后我就努力学习中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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