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庄最有利的证据，是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该《报告书》称：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辩方认为，即使不能据此认定龚刚模受到刑讯逼供，也不能排除其受到刑讯逼供的可能。
李庄称，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会见龚刚模的过程―会见开始，龚痛苦地说：口供都是他们编好以后逼我签字的，不签字他们就打！龚还称，被提到看守所外一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
2010年8月，北京律师朱明勇亦向外界公布了龚刚模案另一主要被告樊奇杭被刑讯逼供的资料，包括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他所了解到的当事人樊奇杭所受的刑讯逼供，并有樊奇杭自述在“铁山坪民兵基地”遭遇“打”“吊”“打表”及“长期不让睡觉”等刑讯逼供措施的视频。
据樊奇杭自述：“他们行话就是‘打表’，是在脚镣戴上后，把手铐在脚镣上，人站成90度，一站就是一个星期。我记得最长一次站了10多天……当中晕死过去，休克了几次。他们看我休克了，就用冷水把我浇醒，就有人过来提着脚镣把我倒提起来，把我弄醒了继续站……”
朱明勇失望地表示，这些证据最后均未获法庭采信。
面对面的交锋
李庄正在写作一本书，暂命名《我的律师生涯》，他说，在这本书里会浓墨重彩写到他与王立军之间的故事。
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证实，重庆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而在此前一天，重庆官方则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得知王立军进美领馆并受到调查的消息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吴英案的研讨会。”李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当时感到突然，继而五味杂陈，“我和他有两次见面，印象深刻”。
李庄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是2009年12月2日夜，北京飞往重庆的最后一班航机上。在飞机头等舱里，他遇见了重庆市时任公安局长王立军。
“我当时坐2号座位，王坐3号，隔过道相邻而坐。他带了5个保镖，其中2个坐其身后，另3人坐经济舱。”当时李庄和王立军并未打招呼，李后来才知道王到北京正是向中央政法委反映其涉嫌伪证犯罪的问题。
李庄记得下飞机时，他特意站起来伸出左手，请王立军先行。王的专车就停在停机坪上，迎候他的是一众全副武装的警察。
10天后的12月12日深夜，李庄被重庆警方秘密抓捕，押解回渝。“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舷梯下，王立军带着上百名防爆警察和一群记者迎候我。”李庄说，飞机被几十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包围。
防爆警察分列三路纵队，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脚蹬皮靴，每人佩带一把微型冲锋枪，十分威严。在相机的闪光灯闪烁中，李庄走下舷梯，与身穿米黄色风衣的王立军展开了两人间唯一的一次对话。
王立军：李庄，我们又见面了！
李庄：不是第一次，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王立军：你不要以为你的网我们撕不破。
李庄：我没有任何网，我只知道有一张法网。
王立军：我们重庆打黑除恶的决心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
李庄：我双手赞成打黑，但坚决反对“黑打”。你这样大的阵势，是迎接奥巴马来访呢，还是抓住了本 拉登？你得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呀，对我这样一个律师不值得。
王立军：我们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庄：好，我愿意做你们的成本。
话毕，王立军指着李庄，扭头对专案组人员喊：“你们开始执法吧！”随后李被戴上手铐，听到王立军吩咐专案组警察：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警察们回应：“明白意思！”
李庄被押上警车，警车呼啸而行，直奔看守所。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路途，全程戒严。李庄坦承，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威慑，同时感觉王立军“太作秀，小题大做，钟情于‘戏剧化’的情节”。
2010年2月终审宣判后，李庄写过一封言辞诚恳的信，托看守人员转交王立军，要求见他一面：“给我20分钟时间，我会说服您，让您重新认识李庄案。”但王并未赴约，只是派了一个副局长见了李庄。
直到出狱，李庄再也未见到王立军。“但出狱前几天，他派专案组人员来给我施压说，出狱后就看我表现如何，要我不要乱说话，不然就以上海案证人徐丽军向我提起的诽谤罪，再抓捕我。”李庄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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