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清中对基层干部的批斗
刘少奇在大跃进后期对大跃进产生了一些批判性的观点，在他看来大跃进产生的问题与基层干部的问题相关，他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基层政权和许多城市企业的领导权已成为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40}也许可以说，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判断与基层干部在四清运动中的命运有关联。
山西省阳高县在四清时的手段有代表性。为把农民的情绪鼓起来，先由各村工作队选派串联中发现的贫下中农骨干，在县城召开有1128人参加的代表会议。大会揭发出自1958年以来，村干部一般性责打社员1616人，严重毒打556人，打死29人、致残441人、被逼出外3024人、政治迫害262人。控诉了三年困难时间干部多吃多占，致贫下中农病饿而死者甚多的问题。这一诉苦激起贫下中农对干部的强烈不满情绪。代表一回村，以他们为骨干，对大小干部的斗争迅速展开。{41}
民众把大跃进与大饥荒的仇恨记在各级干部身上，因此造成四清运动中一些基层干部自杀，同时也不少人因一些小事而被批斗。这场运动，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和所谓的阶级敌人来说是相当残忍的。北京市通县发生打人、体罚、亲属陪斗有178个单位，被迫自杀的50多人。{42}江西省瑞金县四个大队的185名干部中，94人被批斗，斗争的方法有罚跪、体罚、游街、软禁，甚至酷刑，有人被逼死。{43}四川省三台县的一个试点公社一夜之间有5名干部自杀。运动结束后，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13人。{44}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初期自杀155人，其中社队干部87人。{45}贵州省晴隆县在四清运动中自杀39起(未遂5起){46}。甘肃省泾川县四清运动中，232人自杀身亡(脱产干部14人，大队、生产队干部73人，四类分子81人，工作队员3人，社员61人)。{47}
当年一些参加四清运动的人，注意到饥荒与四清之间的因果报应关系。一位参加甘肃省张掖地区四清工作的学者在回忆录中写到：大跃进时张掖饿死那么多人，现在四清死几个人，更没有什么稀罕。{48}
民众因为大跃进而产生的对干部的仇恨心态是相当强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批斗原甘肃省委书记汪锋时，一位造反派指责汪锋说，1958年你不顾我们的死活，大刮浮夸风，害得好多人没有饭吃，家破人亡。汪锋解释说他是1961年才到甘肃来纠正浮夸风的，这位造反派才作罢。{49}
有研究表明，在四清中批判农村干部的人，有过去有困难干部不帮忙的人，有干部不批准其建房地点的人，有与干部在几代之前有仇恨的人。{50}不过也有农村干部在四清中趁机整农民的，湖南有位富农嘴巴厉害不饶人，基层干部将其平时骂其长子(小名毛伢仔)的话说成骂毛主席，又拼凑其他罪状，上报县检察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后平反)。{51}
根据在四川省达县农村作的回顾性调查，有的农民在四清时期感到和土地改革一样，与干部平等了，可以把干部赶下台，有“当家作主”的感觉。{52}民众在四清运动中除了出气之外，有些被基层干部诬陷的冤案得到申冤，宁夏永宁县社教工作团就纠正了一起打击陷害造成的“反革命集团案”冤狱。{53}民众在四清中还有一些经济利益。宁夏盐池县有的公社的四清工作队，把干部多吃多占的退赔现金和粮食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社员，平均每户分得现金42.40元，粮食13.3斤{54}。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是不少收入。
虽然当代中国冤冤相报的政治运动模式并非从四清开始，但是在四清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四清中不少干部因为大跃进时期的行径遭到批判，而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往往趁机造反，一些造反团体主要由四清下台干部和政治激进分子组成，并且趁机批斗四清工作队成员{55}。1967年湖南省华容县的县委书记在一些主要造反组织要求下，召集开会对“四清”进行复查，先后为1441人改变处分。{56}1967年山西省的造反派将一位在四清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公社书记从监狱中接回省城，并为他平反。{57}有些地区和单位还把四清工作队成员拉来批斗，出一口恶气。
五、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
天津市蓟县在试点中，对土地改革中划分的阶级成份重新审查，变动成份者占农户的7%。{58}四川省大邑县的四清运动在一个试点大队中的120多户中，重划地主15户，富农8户。{59}福建省南安县官桥区在四清运动中重点斗争了39名四类分子，占四类分子总数的23.9%，其中6人自杀。{60}宁夏试点地区在运动中共补划地主、富农330户，为原划地主、富农总户数的36.3%，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土改总户数的7.3%;补划的地、富、反、坏分子414人，为原有四类分子的30%;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总人口的1.56%;摘帽子的93人，占原划四类分子的6.94%。{61}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说，阶级斗争是外加给农村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不少农村干部阶级意识不强。对于这些干部来说，在四清运动中付出了代价。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农村大队书记的党员，因为娶了一位与富农离过婚的女子，并与之生儿育女，居然要在党和老婆之间选一个，最后他选了老婆，丢了党籍。{62}
在四清运动中被清查的一些基层干部，如果在历史上有一点“问题”，往往被指责为阶级异己分子，将其经济问题和工作伤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青海省民和县一个大队华林滩大队支书，用拔断筋、砸骨盖等12种刑罚残害群众，打残废3人，并活埋了1个孤儿，最后归因说书记是一个混入党内的伪警察。{63}
在困难时期，由于饥荒和对基层干部作风的不满，社会相对比较动荡。四清运动的矛头除了针对基层干部与阶级敌人之外，也打击了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行为，巩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
在1963年9月的“后十条”出台后，四清的意识形态内涵突出，针对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整顿加强，原来一些在饥荒中放松的控制重新收紧。陕西省户县一个村庄，因为村里素来有“合麻绳”的家庭副业，四清时发现，全村110户人有96户有这种副业，四清工作组对其中41户进行罚款和补税处理，由于处理过重，引起民众投诉，结果被认定为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为首者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别判处4—5年的徒刑，导致家破人亡。{64}
六、讨论：社会控制的困惑
四清运动过去四十年了，虽然这一运动不太起眼，但是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同样可以给后人一些反思。显然研究为什么有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剖析这一场没有结局的运动，能够给后人一些启迪或许也有价值。如果以四清运动为舞台，从国家、高级与中层官员、基层干部、农民几个层面来分析农村的社会控制，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也许能够有所启迪。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阶层，必然希望社会安定，但是如何达到安定却有不同手段。也许当年的政治领袖主观上没有意识到，但是客观上，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运动是缓和内部各阶层之间矛盾的途径和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上讲，四清运动在这方面达到了目的，也让农村的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关系得到短暂的缓和。同时，吏治如何是事关一个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在许多时候都与吏治的崩溃有关。通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多多少少能够让基层官员们的行为有所克制，因为他们知道民众是有机会报复他们的，四清运动就是一个榜样。对于中高级官员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被卷入其中的，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有一个把他们也拉下马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通过政治运动控制社会的模式下，普通民众中的意见，只有等待机会才能发泄，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们相信会有机会。
在当年的中国，运动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机制，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机制。从前面关于四清运动的描述，可以看出存在着下面一个恶性循环过程：
官民矛盾激化→整肃基层干部→民众情绪平息→安抚基层干部→基层干部行为再失控
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控制问题有几点困惑：
困惑之一：官民冲突，一个难解的结。
(一)意识形态的鼓动。在传统的社会中，各级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高高在上的让老百姓景仰，民众从来也不会有奢望自己能够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宣传让民众意识到自己应该当家作主，官员成为人民的“公仆”，然而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民众发现自己还是无法真正当家作主，“公仆”与官老爷没有太多区别，因此在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欲望增强的趋势下，官民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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