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369”们仍对自己被算少工龄而愤愤不平，但在张维敏来，这却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她的退休工资是一百来块钱，10年间缓慢地往上涨，医疗补助则是工资的3%。而当谢虎礼退休后，他们的门诊报销可以达到90%，住院报销额度的上限是28万。她问丈夫，“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是逃回来的，我们这一拨却老老实实干到了退休。”
那一年，张维敏去参加知青聚会，她在一张要求提高新疆退休知青社保待遇的“六千人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此后，她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上海办事处上访。当一名官员要求推选代表时，她站了出来。李凤娇还记得张维敏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为祖国建设贡献一生，我们牺牲青春，毫无怨言。现在老了，落叶归根，希望父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她觉得她说出自己的心声，如同大多数人，她推选她为代表。
尽管张维敏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严重风湿症……但她从来都是个精力充沛的争先进的人。在青年时代，她屡屡在摘棉花劳动中夺得第一名。她总是天没亮就打着灯往地里出发，一直劳作到晚上才回家。谢虎礼总是教育她，干多干少每天都是一块二，何必那么积极，他甚至偷偷把闹钟调晚几个小时。
从2003年开始，张维敏就在奔波中――争取医保，争取和“369群体”享受同等待遇。每周三，他们就到政府门口表达诉求。张维敏总是站在人群中央，拿着扩音器喊……
吴祥志第一次见到张维敏时，她正在代表身后的老人们向政府表达诉求，他觉得她说出了他多年来的心声和委屈。往后，为了他的户口，张维敏奔走相告，五六十人站了出来，到街道讨要说法。他终于获得口头承诺，问题将得到解决。
8年来，张维敏每天忙到深夜。在儿子的记忆中，家里电话响个不停，一听到需要帮助的，张维敏就一瘸一拐地跑出门去。“家里的事她从来不这么积极。”女儿说。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谈判，知青们的待遇终于有了改善，门诊可以报销了，从40%到75%再到85%。
世博会前夕，张维敏写了公开信，让知青们息访。她写道：“我们不能做破坏国家形象的罪人！我们应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配合政府营造一种清平世界的和谐气氛！任何时候我们个人天大的事都不如国家的事大！”
两头都是弃儿
上海虹口公园。老远就听见欢快的音乐声，老人踏着节奏翩翩起舞，他们身着新疆维吾尔族服装，扭动脖子，轻摆手腕，忘情地转圈，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这是新疆刚运过来的！”张团长伸开手，给记者递来葡萄干。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办者鼻子下还夹着两撮往上翘的假胡须，笑起来一跳一跳的。每逢周六，张团长都要和其他的老知青群体在这里跳新疆舞。
2000年，从新疆退休回来的张团长，感到满大街都是异样的眼光。他一个人跑到公园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证明，新疆回来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 张团长这么认为。
先生站在一边教授围观者舞步。他已经跳了将近十年，至今没法习惯上海的精致和优越。他跳新疆舞，上新疆馆子。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忘却回到上海的失落感。
为什么要回来呢？“落叶归根。”他指指大树，毫不怀疑自己朴素的情感。可他又总是怀念过去的时光，这时光自动剔除了痛楚，它是青春，是友谊，是豪迈的生活。
在这个公园的一角，另外的知青们松松散散地站着。他们拉家常，更多时候，他们彼此不说话，晒着太阳，静静围观跳舞的人群。
“都是苦中作乐。”另一位退休归来的知青则说，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却无处申诉。他想，只有等到见马克思的时候，他再慢慢诉说了。
而这样的诉说，送葬人吴祥志已经听得太多，他把这些故事全装在了心里。这几年，他回过两次新疆，看到从前的地窝子变成了一排排新楼，走过的泥泞小路铺成了柏油大道，当年他们住过的房子如今住进了年轻力壮的新工人。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他想起自己听过的经历过的故事，想起他们这一代人的心血。但他又有一种陌生感，除了档案，这里似乎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了。
“新疆说欢迎我们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们也不欢迎，我们已经老了。”他说，他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也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两头都是弃儿”――作为异乡人，他对新疆失去了利用价值；作为本土人，他对上海未曾有利用价值。
“上海肯定想，我们从未对这里有过贡献，为什么要负担我们的养老。可是当时，是它把我们送去的。”历史的债务，要由谁来承担？为什么要去新疆？为什么又要回到上海？
他要养活自己。可对于未来，他已经没有把握了，那套知青们集体为他争取来的房子，也随着张维敏的被捕变得虚无缥缈。
半年前一个早晨，一群警察走进张维敏的房子，说要找她谈谈。前一晚，她忙到凌晨5点才睡下。丈夫谢虎礼叫醒了她。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边穿衣服边唠叨着：都8年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此后，家人再也没见过她。2011年12月23日， 法院二审宣判，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张维敏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莉、李凤娇为化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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