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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寻根路 在新疆的上海知青:我到底是哪里人?

www.sinoca.com 2012-01-10  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这些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和他们的后代来说,户口和身份认同遥不可及。

  我一定让你走得风风光光

  一个月里,吴祥志们又送走了6位老人。

  秋天时,他去看望唐长根。那时,老唐戴着呼吸机,烦躁地躺在床上。老唐肺癌已到晚期,而医保卡里的3万块报销额度早就用光了。那个下午,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愤愤不平地讲述四处求助均被拒绝的遭遇。但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末了,他掏出一件衬衣。

  吴祥志愣住了――衬衣被染过似的,满是大片大片的血迹。“那是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说。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他住在了母亲家。不久,母亲病逝,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他。这是兄弟反目的开端。为房子今后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大打出手,直到遍体鳞伤的老唐被送进医院。老唐盯着血衣,往事就像家中那些腐朽的空气,充斥在回忆中。沉默了许久,他冷冷地说:“亲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开追悼会那天,天色骤变,上海下起了大雨。吴祥志带着几十位老人一同为老唐送行。他们并不认识老唐,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标签:上海知青。

  他们都是1963-1966年间,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分之一。那时,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依旧动荡贫穷。而被视为道德堕落之所的城市,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被剩余出来,无法被计划到就业和升学中去。在浪漫的乡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策动之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10万上海知青进疆的成功,拉开了此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随着运动的破产,这10万知青,有一万多名顺利回到了故乡,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或滞留上海,退休回城,为户口为晚年保障,长年累月地奔波。

  去年上半年,老唐还是奔波群体中的一员。吴祥志眼前闪现他的身影,仿佛那才是昨天的事情。

  吴祥志满脸沧桑,表情倔强,像悬崖边上弯曲的树。2007年,他60岁,按照政策,终于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然而,2003年随退休的妻子回城时,户口问题就开始成为他的困扰。当时,上海中心城区的老家正在动迁,如果户口顺利迁入,他将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为赔偿。嫂子提出,必须交20万,才能入户。随着房价猛涨,要价又开到了50万。

  亲情在利益面前撕开了不堪的面目。他试图向嫂子说情――三十多年前,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去的”,嫂子并不领情;他又去街道反映情况,“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愿管。就这样,他只能在上海打工,租房子,四处讨说法。

  在上海,他“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几年后,他找到了知青群体,终于有了归属感。他还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谁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问金;谁死了,他组织追悼会、送花圈……

  这些年里,他似乎习惯了悲伤,“今天还一起参加追悼会,过几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对象。”他看着当年前赴后继踏上通往新疆火车的少年们,如今前赴后继地死去,仿佛看着自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被悄然带走。

  为什么要回上海?这成了他经常追问自己的问题。

  而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新疆总到梦里造访:熟悉的道路,地里的劳作,和妻子缝制裤子的场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们共同的梦境。

  在韦木英的梦里,新疆化身为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里摘个不停。

  在谢虎礼的梦里,他总是手扶独轮车,在荒地上推来推去。怅然四顾,发现到处是茫茫戈壁滩。心恍惚着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么,怎么又到了新疆?原来,回上海只是一场梦……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谢虎礼拍拍胸脯,一遍遍确认自己的身份,尽管过去十多年里,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为“新疆”。

  1964年,他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童话来到新疆,却看到满目的荒芜。第一个除夕夜,他们啃馍馍,喝白菜汤。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唱起了几十年前被卖到日本纱厂当童工的小珍珠的命运:

  “妈妈啊!我哪天不在想着你,我有多少苦楚要对你讲。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到今朝盼着妈妈你到上海,妈妈啊!赶快救我出火坑!” 随即,整团的知青哭成一片。

  “小林,你要听我唱小珍珠么?”这天,在老知青韦木英的小房子里,微醺的谢虎礼闭着眼睛再次唱这首沪剧,韦木英轻轻附和着。阳光穿过石库门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们脸上,韦木英哭了起来。相比起故乡的亲人,他们更喜欢呆在知青群里。他们随意串门,一块吃饭喝酒,不需要客套,不需要言语,自在而亲切,随时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别的安慰。

  在上海,谢虎礼始终有一种不愿承认的隔阂感。当他大口喝酒时,他会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忆起新疆,却永远逃不出这样的词语:忍饥挨冻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劳累,夏天开荒时成千上万的大蚊子……

  1980年一个礼拜天,谢虎礼得知了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消息,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激荡着逃离的冲动。到了傍晚,他敲响大钟,“上海知青托儿所集合了”,他大喊。他把返城的消息广而告之,大家最终决定,选出5名代表到各团各连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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