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谢虎礼几人拦了拖拉机，一路颠簸七十多公里，从塔里木河北岸一直开到了终点塔河南岸。黑夜里，他偶遇了知青欧阳琏，两人一拍即合。此前，欧阳琏和其他知青已经为回城上访多次。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塔河两岸宣传回城的决心。
11月初，欧阳琏鼓动成千上万知青集结到阿克苏城区，但阿克苏地委不愿意对话。11月23日开始，他们绝食了近一百小时，直到欧阳琏收到电报，被告知中央工作组将会到来。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于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谢虎礼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变卖家产，收拾家当。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从广播上传来：阿克苏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发的户口证全部作废，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谢虎礼一阵绝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躺在地上抽搐。
“当时只想到了死。”醒来后，他暗下决心，一有机会便逃离新疆。
1981年秋，机会终于来了。谢虎礼带着妻子张维敏、两个孩子谢萍和谢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于1974年的龙凤胎，名字寄托了父母朴素的希望――平均。他们希望孩子得到同样的宠爱，享受公平的命运。
回城最初的日子里，谢虎礼一家挤在张维敏哥哥的小房子里，占据着半个房间。谢虎礼从来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间。他成天泡在外面，做着各式小生意：摆康乐球、卖童装。
不幸的是，这一年，国发91号文件的出台几乎阻断了他所有的生路。文件称要“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列出10种规定，把知青们划分为三六九等，除了1.5万人符合规定可以调回上海市区或上海所属的外地农场，其他的“一律动员返回新疆农场”。
谢虎礼夫妇正是属于要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谢虎礼的小摊不断被没收，他在上海街头四处流窜，连大舅子也被停职了。他被告知：谢家什么时候回新疆，什么时候恢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这对夫妇的决心，直到有一天，两个孩子从学校被驱逐出来。
1984年，谢虎礼带着一家子，再次踏上开往新疆的列车。车上，他和妻子张维敏听到一声惨叫，随后得知，一个家庭的父亲跳下了火车。3天3夜后，他们抵达新疆。谢虎礼望向窗外，一股绝望之感向他袭来。
“平均”的不平均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他为知青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知青们奔走相告，重燃了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张宝璇向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并要求召开座谈会。知青们纷纷要求回城，至少让子女回到上海。
几十年后，张宝璇回忆起来唏嘘不已，当年被保证不“秋后算账”的带头人，最后都难逃惩罚。多年来，他总结、反思，最终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屡屡呈交行政诉讼状，请求判当年的行政行为为违法的强迫劳动，并给予补偿。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去请愿上访了。
当时，他们的要求在1989年部分实现了：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可回到城里。但知青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1980年代以后，不符合回城规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远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拨有三万多人，他们干到退休，然后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动和新疆脱离关系，选择滞留在上海，成了黑户。
1988年，谢虎礼带着两个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为存退路，张维敏选择继续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谢虎礼和母亲及两个孩子挤在7平方的老房子里。谢君至今都记得，自己整整一周都躲在门后偷窥外面的一切，那种既向往又恐惧的情形。1980初的记忆还困扰着当时的他――那时，他上小学二年级，和姐姐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被展示到众多小朋友面前：这是新疆来的借读生。姐弟俩一听就把头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谢君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画在新疆的房子、房子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随着生活的展开，他确实再也回忆不起新疆的模样。
谢萍对于过去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从房子的结构到老师的姓名到别人看她的眼神。在80年代那些年，她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野蛮人”。一天傍晚，她请新疆回来的同学到家里吃饭，饭桌摆在门口，他们看到肉都特别兴奋。她还记得，姑姑高声对街坊说：他们新疆来的就是奇形怪状。走在路上，她也总低着头，感觉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她觉得，所有的症结都在于，没有上海户口，而她本该是上海人。
转眼间到了1990年，这对龙凤胎16周岁了。按照政策，俩人中的一个可以入上海户口。那时的谢萍想报考美术中专，而报考前提是要有上海户口。老师两次到她家向谢虎礼夸奖她，希望户口能给谢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户口要留给儿子。
那一阵子，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似乎人生也望到了尽头。一个傍晚，回到乱糟糟的家里，她再也不想去马桶间做作业了。她拿起菜刀往手腕一割――幸好菜刀并不锋利，家人立刻扑过来抢救。割腕事件终究是一场小风波，依旧改变不了户口的走向。
旧矛盾未了，谢家又有了新矛盾。谢君报户口，遭到了奶奶的阻拦。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谢虎礼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把柜子都踢烂了，最终才让母亲交出了户口本。
许多年后，支离破碎的亲情仍是谢虎礼难以言说的痛楚。他悲哀又自我安慰地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亲作为资本家被打为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劳改，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领救济金生活。从童年开始，自卑感便如影随形，他从未买得起书包和课本。当他站到台上带领少先队员唱歌时，他发现“下面的红领巾一片鲜红鲜红的，而自己却是淡红淡红的。”都是父亲害的，他想。去新疆后他从未给父亲写信，从未见他一面。少年谢虎礼以父亲为耻，他认为是父亲阻碍了他在新中国变成一个新人；中年谢虎礼不敢恨母亲，却不能原谅母亲阻挠他在新时代进入新生活。
1992年，户口总算对那些滞留在上海的黑户知青开禁了，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写下保证书：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过五六年，他们又得到了每月两三百元的补助，有一年，他们拿到了369元。从此，“369”成了这拨知青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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