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姐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在那个时代，几乎一切行政、司法大权都把持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手中，杀人放火、草菅人命而逍遥法外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众多既无钱也无势的平头老百姓，往往冤无处伸，苦无处诉，最后只能“打掉门牙和血往肚里吞”。不过，事情也并非全然如此，有时候也会出现极个别的例外情形。杨三姐告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新凤霞在《杨三姐告状》中饰演杨三姐。
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是当地雇农，其主人名叫杨玉清，杨玉清就是杨三姐的父亲。他前后共育有一子三女，杨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其学名为杨国华。遵循结“娃娃亲”这一风俗习惯，杨玉清便在她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婆家：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儿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在高、杨两家订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但高贵章不久之后却突然发迹，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即滦县师范学校的前身）去读书，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
眼看着儿女都已渐渐长大成人，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婚礼。这场婚事办得有声有色，相当体面和排场。那时候，不少人都夸杨二姐“真有福气”，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满，自从进入高家的大门后，她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又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感到颇为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在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于当日夜间死亡。次日一早，高家立刻派人赶到甸子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当时，杨玉清、杨国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归，家中只有杨二姐的母亲和妹妹杨三姐。送信的人告诉杨家母女说：杨二姐因患“血崩”，已于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惊闻噩耗，顿时如遭雷击，痛彻心肺。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杨二姐是“患病”而死，杨家母女也没什么好说的。
随后，杨三姐陪着母亲前往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痛哭失声。杨三姐生于1902年，此时仅有十六七岁。但别看她小小年纪，却心细如发，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当母亲在那里呼天抢地放声大哭的时候，杨三姐突然发现二姐的嘴角尚有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血迹，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了。见此情景，杨三姐顿时心生疑窦。但没有真凭实据，她也不敢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过了几天后，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附近许多村庄的人都纷纷赶来参加。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杨三姐时，又和她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地告诉杨三姐：“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时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人，并说出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
他听了妹妹一番话，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三姐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滦县县衙。他们拿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伸冤告状。当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县衙里一个名叫牛成的帮审。所谓帮审，其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刑事案件。面对牛成，杨三姐口若悬河，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地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几点怀疑，断定她并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时，杨三姐又举出了高家狗庄几位村民的说法为证，可谓言之凿凿，情理俱在。于是，牛成当即派人传讯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审。高占英来到后，仍然口口声声地辩称杨二姐确实是“因病而死”，杨三姐的怀疑毫无理由，其推断根本不成立。
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唇枪舌剑，见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时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于是宣布休庭，并说等到进一步调查后再对此案开庭审判。随后，牛成煞有介事地说：“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常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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