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
加藤嘉一2003年来到中国时，正好赶上“非典”爆发，中国到处乱糟糟的时候。这让他兴奋无比，与刻板沉闷的日本相比，中国好像是一个学习的宝库、新闻的天堂。8年下来，关于中国的书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到细枝末节的候车排队、饭桌文化等等，他的好奇感一日也没有消退过，从日本式的思维来观察中国，他总能写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的中文读者越来越多。
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加藤嘉一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他对自己的中国观察倒是很自信。在他的眼里，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现在媒体稍微正常一点了，至少起到把老百姓的心声，对公权力的诉求多元化地表达出来了，能够给公权力一定的压力。”加藤嘉一说，在他看来，过去8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执政党的安全感在不断弱化，它在人民面前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低调，中国政治至少在表面上越来越正常。
很多中国外部的观察家都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幸运是碰上了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否则早就被边缘化了。加藤嘉一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有了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全世界都很方便地在围观中国，尤其是围观中国的执政党，这对于约束权力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不过，他更能看到，中国现在大部分权力的挑战者同样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应该是中国人要警惕的苗头。
由于经常要跟中国的学者和记者群体打交道，加藤嘉一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分裂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感受：中国似乎什么事情上都要分出个左右来，两边的立场分歧大到让人吃惊，但往往他们各自的立场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是脱节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有的时候好像纠缠不清，但又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整个社会完全看不出一种正常的逻辑关系。
“这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表面上看好像非常有效和紧凑，但实际上大家各想各的，各忙各的。”加藤嘉一说，在日本也有左右派，比如，当面临中国发展航母等问题时，《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的立场肯定不一样，但是不可能不一样到中国的左右派之间分歧的那种程度。那已经不是不同，而是一种分裂和不沟通。
中日之间
2011年，加藤嘉一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他的“走进中国100所高校”计划，很多人不明白一直热衷于中国政治的他，怎么突然对中国大学生的谋生状态有了这么浓厚的兴趣。在加藤嘉一看来，大学生的问题才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他们是展望中国未来的一面镜子，中国现在的政权是政绩导向型的，而不是依靠程序，只要保证岗位，保证社会稳定，中国人就可以忍受，沉默的大多数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但是，当下一代也就是80后90后一代走上政坛，成为社会、商业精英时，事情也许完全就不一样了。
在加藤嘉一的想象中，那时的中国会变得非常可怕。他认为，这些都是日本人应该提前认识到的。对于中国的80后，也就是他的同龄人，加藤嘉一一方面认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沟通能力、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等方面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他们的竞争力非常强，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但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环境使他们在强大的同时既功利又脆弱。
他在大学演讲时，经常会做一些随机调查以观察今天中国80后90后的生存状态，“他们很多人想逃课就逃课，想移民就移民。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在这么一个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世界，非常不符合现代化的社会群体关系。”加藤嘉一说，在个体上，日本人远比不上中国人，但中国年轻人“我”的意识太强，“我们”的意识太弱。
这个几百年来几乎已经形成固定印象的中日差异，在加藤嘉一的观察中，依然没有丝毫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对加藤嘉一来说，他的担心更多依旧是日本式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爆发，在错综复杂的压力下，这一代人，很可能会把不满情绪投向海外。”所以，他最近又在写一本书《当80后统治中国》。
在加藤嘉一的心目中，对中国社会种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除了作为谋生手段之外，都还是为了回到日本。他在中国呆的时间越久越清楚，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人不等于外国人。
现在，他越来越担心自己没有办法顺利地“回归”日本。因为一般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至少30年前。“很多人认为我整天给红色帝国的媒体写文章，一定是在歌颂中国，歌颂毛泽东什么的。”在中国呆了8年多，加藤嘉一自认为已经能够把握好尺度，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心里都有谱。他会时常告诫自己，一旦失控，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可能失去任何地位。
所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分别面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时，加藤嘉一往往会有不一样的表达。他说自己写作时有四个轴：第一，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能违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作为日本人的尊严；第二，这里是中国，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即使因此被日本右翼势力痛骂，我都不会妥协，我肯定会遵守这里的地形；第三，我的言论要对中国决策层、知识界有说服力，不能简单迎合大众；第四，我的文章要被大众所接受、喜爱，对他们也有说服力。
加藤嘉一说，每写一篇文章，他都经过了复杂的感性和理性计算，会从四个角度去确认，有越位的，马上删；不够的，马上补充。 从一个一文不名、一句汉语不会说的日本青年，到如今在两个国家游刃有余的青年作家，毫无疑问，加藤嘉一算得上是一个少年得志的成功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式的勤奋与隐忍。
这个还不到30岁的日本青年，小心翼翼、费尽心思地处理着每一篇文章以及生活中的每一层关系，其目标又异常明确：为了谋生，更是为了服务日本。他一直都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日本从政，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中国是否为未来储备了足够多这样的青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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