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程大伟生于绥中网户满族乡小前村，该乡因多渔民、网户而得名。在父亲程桂桐的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打渔在当地还是件很容易的事，在海边划个小木船，拉上网，就能打到鱼。年轻的船长们也记得，小时候，在海边随便就能捡到不少螃蟹。
1985年春天，程桂桐从当地的化肥厂下了岗，和村上另外5家人合伙贷了两万块钱，买下一艘小渔船，下了海。小渔船只有7米长、12马力，没有通讯设备，没有拔网机，只能在海岸边跑个十里八里。由于不敢往深海走，一年下来，5家人打的鱼只卖了8000块钱。但在那年景，出海打渔已经是当地人最好的营生。
程大伟喜欢打渔，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去屯里的水坑淘鱼，村里的孩子谁也淘不过他，都听他指挥。虽然只读过6年书，但18岁上船的他，很快显露出航海的天赋。20岁那年，他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这在整个网户乡也并不多见，但在当时“大伙都挺赞同他”。
程桂桐至今记得，儿子22岁那年出海打海蜇，回来走到一半的时候船上的发动机坏了。程大伟在船上支了个竹竿，把棉被挂上当风帆，顺着东风飘了50里才回了家。那次，程桂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着儿子，只说了一句，“孩子，太不容易了，才20岁。”
程桂桐觉得，如果不是那次儿子命大，赶上了东风，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大伟出了半辈子海，我跟着惦记了半辈子。”儿子出海的时候，他总要等着看天气预报，一旦刮风了，就悬上一颗心，“担心出事；担心打不着鱼。”
24岁那年，程大伟结了婚。程桂桐跟儿子说：“干脆你去跟别人再搭个伙换艘船吧！”于是，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程大伟像很多船老大一样，成了村上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贷款换到了200马力。
父亲程桂桐始终不放心。程大伟出事儿后，他突然想起村里那句老话：“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渔网能把渤海盖个十层八层”
随着时间推移，张见港的渔船从最开始的20艘发展到了上百艘。渔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当初的十几匹马力的小渔船，变成了现在600匹马力的“大黑皮”。
过度捕捞，让程桂桐经常感叹：“渔民的渔网铺在水平面上，把渤海盖平了，也能盖个十层八层的。”传统捕鱼区开始加速萎缩，近海已经几乎无鱼可打。海上的污染也使得渔民雪上加霜。蓬莱19-3和绥中36-1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影响了辽宁、河北附近海域的渔业生产。2011年，出海打渔的张见港船长，不少都赔了钱。
深海区的资源争夺变得白热化，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常常为争夺捕捞资源产生摩擦。协商不成，渔民们便通过“撞船”武力解决――谁的船小，谁就会挨欺负。渔民们只能不断贷款换大船，于是“船越来越大，‘饥荒’（负债）却越来越多。”
2010年，渤海25渔区，发生了辽宁渔民与河北渔民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当时，张见港的一些船长，为了维护自己在此公共海域捕鱼的权利，组成了一支有24艘渔船的“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去打渔，有人在38海区附近方圆一百多海里的海底下，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这些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船只要一进去，撒下的渔网就会被勾坏。
按照张见港几位船长的说法，此次“韩国海警被杀”事件中另一艘渔船“辽葫渔35430号”的船长刘连成，正因为抢不过其他地方的渔船，才跟着表哥程大伟跑到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
程大伟早就发现“渤海不好干了”。他曾想过转行、不再出海。早年，他真骑了辆自行车到外面去卖毛虾，但很快发现：他们这样的海里人，很难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老大也想过另谋出路，比如搞水产养殖，却被告知成本投入巨大，把船卖了也不够个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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