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北平日本军官被刺事件
时间：1940年11月29日
1940年11月29日上午9时，两名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军官骑马行至北平东皇城根时，突然被后面一名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用枪击中，两军官一个当场毙命，一个重伤。行刺的中国人随后不慌不忙地离去。事件发生后，北平各城门立即戒严，城内的日伪军、警察、宪兵倾巢出动，四处盘查、搜捕，警察局出巨额悬赏捉拿刺客。
虽然日军对事件的真相严密封锁，并竭力淡化，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1940年12月1日，《新民报》的头版标题是《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消息在沦陷区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民众欢欣鼓舞，相互转告，越传越带神奇色彩。
因为当时案件全由日本宪兵队直接办理，被捕人员的审讯和判决等材料没有留下来。所以，案情到一直到现在也未能完全查清。20世纪90年代，一些前国民党军统人员回忆说，两名被刺军官是“日本天皇特使”，但是从《警察局特务侦缉队报告东皇城根日人被狙击情》中可以看出，被刺的两个日本人是“日本军官”。
背景与结局：
由于京城百姓长时间沉浸在对枪击日本军官事件的兴奋之中，日军对此很不满，警察局亲自拟定了“北京之治安”广播稿，试图平定民众的情绪。
北平日本军官被刺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由于侦查破获工作由日本人全权办理，被捕人员的审讯以及判决情况无档案材料可查，那位壮士的情况不得而知。但这一壮举在当时的确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
No.3北平解放后首宗潜伏案
时间：1949年3月7日
事件：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第一起潜伏案件，就是识破了“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祸心，挖出了阴谋挤进民主党派、破坏新生政权的王敏侯、吴雷远等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北平市公安局全体人员从政协第一次筹备会议开始，就全力以赴投入了保卫工作。有迹象表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地挤入革命队伍，特别是打着民主人士的旗号，混入民主党派行列，以达到参与新政权的目的。
王敏侯、吴雷远一伙的活动情况，全在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掌握之中。这两人参与的“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目的是企图披上民主党派的外衣，利用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我党作长期斗争。
1949年3月7日下午5时许，故宫西侧北长街12号的普济佛学会内，王敏侯、吴雷远等人正在指挥“民促会华北分会”骨干人员演练。侦查员推门而入，共逮捕案犯21名，其中主犯15名。“民促会华北分会”的阴谋在全国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议之前被及时戳穿，铲除了一大隐患，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吴雷远1952年2月病死在狱中。
背景与结局：
为了尽快适应警卫工作的需要，1949年9月1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保卫处，序列为四处。保卫处下设警卫、机关保卫、工厂保卫、学校保卫4个科。
市局保卫处成立时，正是全国政协和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繁忙之时。由于第一届政协会议9月30日闭幕，10月1日就举行开国大典，所以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是同时布置和展开的。 
冒充周恩来笔迹诈骗中国人民银行的王倬被公开宣判
No.4冒充周恩来笔迹诈骗中国人民银行案
时间：1960年3月18日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传达室进来一个自称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人，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内是一份批件，内容是：“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拍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万至20万元，可否请批示。”
周总理的批示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旁注有：“要市场流通旧票、要10元票、7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银行按时把钱交给了“赵全一”。在当月24日，总理办公室接到印有“总理办公室专用”的取款介绍信后，才发现被骗。案件震动了中央，周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要求公安部迅速破案。除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外，北京市委也号召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深挖罪犯。
4月3日夜，化名“赵全一”的王倬被抓获。他原是外贸部出口局的一名科员，一直幻想拥有大量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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