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审查会”为个人私利肆意修改“宪法草案”】
为了使宪法获得合法性，草案必须提交给代表湖南三千万民众的“宪法审查会”审核，可惜的是，在草案交由“宪法审查会”审核之际，因为这些审查委员汲汲于个人私利和学理上的无知，而对草案中的平衡性多有破坏，最后正式颁布的《湖南省宪法》反而留下了颇多瑕疵。以至于赞誉草案的龙兼公，愤然指责“宪法审查会”修改宪法草案，是“不能替我们最大多数的人民谋最大多数的幸福，甚至于还要在宪法上留些缺憾，播些危险的种子。”
在宪法起草委员、联邦主义理论学者李剑农看来，被“宪法审查会”修改后的湖南省宪法，已经与之前的宪法草案在精神上截然不同。李氏说：
“起草委员会所定的草案，是不敢将湖南的政权，完全付与省议会，听那些大小政客去瓜分，……审查会的修正案，把省议会的权，扩张到无限大，把湖南的政权，作为三路政客的利益分配物。这就是两案根本精神上的不同。为什么起草委员会的人，不敢专信任省议会？因为他们观察现代世界各国的趋势和中国各种议会的现状，觉得议会并不能得一些超人的全知全能之士来组织。不敢专信议会，是现世界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审查会的心理完全与起草委员会相反？因为审查会的人数太多，一部分人的正当心理，都被部分人的政客心理所挟制。审查会的会员，一大部分是预备做省议员的，换句话说，就是预备分割湖南政权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就与起草委员会的精神不同了。”
李剑农的分析高度切中要害。这些审查委员，并不能真正代表湖南三千万民众的利益，反而是为了各自所属的政治阵营的利益，不惜破坏宪法的法理平衡性而行大肆修改之能事，甚至为了追求阵营利益的均衡，而不惜在宪法中生造出不合理的政府部门。李氏说：湖南制宪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应该将自由修改草案的权力，交给“宪法审查会”，因为这种“审查会”名义上“代表民众”，实际上只代表自己所属的特殊政治阵营，让他们审查宪法，根本毫无公正、平等可言。止举一例，即可窥见所谓“宪法审查会”的“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是何等虚妄了：
1920年代，“社会改造”风潮正盛行中国知识界，譬如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即以此为学会宗旨。这种“社会改造”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异曲同工，即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种种权利。湖南宪草出炉之后，湖南知识界即呼吁将上述权利写入宪法。受这种呼吁的影响，个别审查员如王克家曾提出修正案，请求再草案中就人民的权利义务增加三条：1、人民有最低限度生存权；2、人民有从事相当职业之权；3、人民有享受其劳动所生纯利之分配权。
结果，如此合理的要求，竟被自称“代表三千万湖南人”的“宪法审查会”全部否决了。其结果，是使得许多志在为底层民众利益代言的湖南知识份子对《湖南省宪法》心灰意冷，其中有人写信给上海的《民国日报》，如此说道：
“这等省宪法，与我们小百姓无益，我们便不能承认。我们非要实行我们最纯洁、最高尚的理想主义，把这虚伪的、强迫的、污秽的私人宪法铲除不可。”
【“湖南自治”终于取得了法律依据】
起草、审查之后，“公民总投票”是湖南省宪法获得完全的合法性的最后一道程序。经过了这道程序，这部由学者起草、由士绅审查的《湖南省宪法》，就将正式成为一部代表了湖南民众全体意志的宪法，成为湖南实行“自治”最有力的法律依据。
最后的投票结果是：除废票与弃权票不计外，总计全省“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单就数字而言，省宪法获得了绝大多数省民支持。但这些票数，显然并不真实。湖南《大公报》对此有过描述：
“省宪自审查后，已经有这么多日子了，讲演的手续，又已经竭力进行了。今试在大道上任意拿一二人，而问以省宪是甚么东西？晓得的自是有人，不晓得的恐怕要占十分之八九，这无容为之遮掩的。”很显然，这些投票绝大程度上，是操作出来的。但这种操作，有时代的不得已之处――彼时的湖南，欲完成《湖南省宪法》的推广普及和全民投票，显然是做不到的。最后，能够覆盖到的人群，必然局限在有知识的阶层当中。但并不能说这背后没有真正的民意的存在，因为三千万湖南人确确实实希望依赖这部宪法，将自己拯救出军阀混战的泥潭。
此后，根据这部有缺陷的《湖南省宪法》，1922年，湖南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选”，选出县议员2761名，虽然过程中贪污受贿、买卖选票者比比皆是，但民主、民权的形式，终究是树立起来了；同年，又选举了省长，选举了政府七个司的司长，选举了高等检察厅的厅长，选举了高等审判厅的厅长，选举了审计院的院长……通过这些选举，组织了第一届“民选省政府”。
再往后，依据这部宪法，湖南人裁掉了湖南大小军阀们三分之一的部队，这在那个各路军阀肆无忌惮大肆扩军的时代，实在算得上是个奇迹；湖南教育界人士还依据这部宪法，在形式上实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虽然实际上仍难免被军阀们挪用，但湖南教育事业的状况，较之其他各省却实有天壤之别；湖南的法律界人士也依据这部宪法，始终锲而不舍地推动着湖南的司法独立；尽管省议会的出炉过程有许多问题，但统计数据显示，自1922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湖南省议会共通过禁止军队非法掠夺案73件，减免苛捐杂税及田赋案68件，弹劾、查办官吏案73件，限令政府取消借款或停止发行公债案12件；1925年，依据这部宪法，甚至还举行了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县长考试，在任用私人成风的军阀混战时代，湖南能够通过考试这种手段澄清吏治，实在是绝无仅有……而这一切，都源自“湖南自治”与其赖以自治的《湖南省宪法》。
“湖南自治运动”的精神领袖梁启超。梁氏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湖南的自治运动，但自治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尤其是《湖南省宪法》的制定者，多为以其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研究系”学者（如王正廷、蒋百里等人），1920年北洋军阀吴佩孚意欲吞并湖南，扼杀“湖南自治”于襁褓之中，也是梁氏出面，在社会上掀起莫大的舆论，压制住了吴佩孚的野心，保住了“湖南自治”的一线生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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