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920
关键词:自治 联邦 湖南 省宪
年度事件:联省自治
自1920年开始,至1926年落幕的“湖南自治运动”,是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最完整、最深入的一次实践。因为与革命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整个“联省自治”运动,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湖南也不例外。但这场被南北各方势力联合绞杀了的自治运动背后,实有切切实实的民意存在。
湖南自治:失落了的联邦中国梦
所谓“联省自治”,有两个层面的涵义:1、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2、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
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时日已久。辛亥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国民党人忧惧袁氏独裁,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规定,“二次革命”期间更明确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袁氏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至1915年左右,联邦制已在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寄望于段祺瑞的“开明专制”,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段氏废除临时约法招致国民党人发起“护法运动”,针对段氏的“武力统一”政策,国民党人高举联邦自治大旗,要求在宪法上确定省长民选;进步党人在此期间全力支持段祺瑞,坚决反对省长民选,更在舆论上对联邦自治大加讨伐;进步党的无原则支持,换来的却是段祺瑞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段氏以金钱构筑出一个“安福系”,将进步党从国会中彻底排挤出局,进步党也随后消亡。至此,进步党一系的知识分子,终于走出“开明专制”的迷梦,对“中央集权”也发生了怀疑,再度回归到“联邦自治”的路线上来,如熊希龄即明确声明自己放弃了中央集权主张,改而推崇联邦自治。
进步党一系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联邦自治论成为1919年前后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两次南北和谈破裂,直皖战争爆发,南方军政府瓦解……一系列的军阀混战,更将联邦自治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地方中小军阀层面,希望依靠“自治”,能够将北洋系大军阀的“武力统一”挡在省门之外;在民众层面,希望依靠“自治”,结束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层救国路线(袁世凯、段祺瑞)已经走了10年,一无所成,反而造成一个天下大乱的局面,希望依靠“自治”,尝试着去走另一条中层救国路线――这些知识分子,基本囊括了前进步党人和国民党内的温和派,可谓声势浩大。这就是1920年“联省自治运动”步入实践阶段的时代背景。
湘人治湘:三千万湖南人的民意诉求
湖南成为实践“联省自治”理想最有力的省份,与该省所受战乱之祸最烈有关。
【军阀混战于湖南,醴陵县城只剩下二十八个活人】
自“二次革命”到“护法运动”,民国碎裂,南北分治。到1920年,形势更加恶劣,北方北洋系政权已无力统一北方,直系、皖系混战不休;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已消亡,两广、西南各省军阀各自为政。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北方推行“武力统一”,务求得湖南以遏制西南,威胁两广;南方屡次“北伐”,也务求得湖南以兵锋北指。可以说,民国成立了整整十年,湖南即受了整整十年的兵祸,真是“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1920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
“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厘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具体惨到何种程度?止举一例:1918年南北战争,北洋系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
张敬尧督湘期间,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蝼蚁小民,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1919年11月,湖南绅士范濂源、熊希龄等168人联名向北京总统府、国务院控告张氏祸害湖南的累累罪行,要求撤换湖南都督,“驱张运动”由此而起。湖南人谋求通过“自治”摆脱军阀混战噩梦的理想,也由此开始。
“驱张运动”几乎调动了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的罪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氏在湖南的种种恶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宣誓“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结果,不到一个月,张敬尧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撤换张敬尧。
【三千多万湖南人民战胜了一个民贼张敬尧】
但结果是: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摆出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对张敬尧的支持依然如故。这让一直致力于“和平驱张”的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彻底绝望,终于选择了“武力驱张”。1920年夏,只有3000余条枪的杂牌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张敬尧的7万北洋军逐出了湖南――如此以少胜多,个中原因正在民心:1、张敬尧部所到之处,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使其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退走;2、北洋系其他部队碍于舆论,竟无人敢公然支援臭名昭著的张敬尧部;3、湘军所带之处,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 陶菊隐在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如此评价此次战争:
“(这场战争)并不是湘军三千多支‘吹火筒’战胜了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有绝大优势的北军,而是三千多万湖南人民战胜了一个民贼张敬尧。”
驱逐张敬尧之后,湖南人自1917年即开始梦想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1920年7月22日,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
“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谭氏如此做,有他个人的迫不得已――湘军虽然驱逐了张敬尧,但并无实力保全湖南,皖系蠢蠢欲动,欲打着“武力统一”的政治旗号卷土重来,谭氏亦不得不以时下盛行的“联省自治”来抵御,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北洋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国民党在广东积极运作武力北伐,必欲取道湖南,而且张敬尧上年也已加入国民党,能够阻止国民党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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