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跨越了岁月的图像迅即传遍网络，赞美纷至沓来。11月11日，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他们依然健在，并愿意向大家讲述照片拍摄的经过。他们的故事，以及这些神态鲜活的老照片，又将大家带回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生活。
从擦鞋匠到摄影师
最早见到这些照片的中国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
今年3月，在以色列访问时，以色列著名摄影家艾瑞斯女士告诉潘光，曾经有位在中国生活过的摄影师，带回来很多老照片，拍摄得非常精美。她坚持让潘光去看看。
潘光联系到了这名摄影师的继子莫舍・德克斯勒，并登门“拜访”了这些老照片。总共有两万多张，多数都已泛黄，有些还有虫蛀或霉斑，每张背后都有摄影师的签名――Sanzetti。这个名字对于潘光来说似曾相识。早在2007年，潘光发表的一篇题为《犹太人创办上海名特商店》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名字：“著名的‘沈石蒂照相馆’，又称瑞泰照相馆，是由俄罗斯犹太人沈石蒂创办的????”
两万多张照片，潘光只能草草地浏览，其中超过一半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还有外国模特的裸体照，在中国人的照片中，潘光发现了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还有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
对于一个自小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这些老照片让他想起了旧日上海的味道和时光。回国后，潘光便向上海市外事办和以色列驻沪领事馆建议，为这些老照片办个展览，以纪念中以建交20周年，艾瑞斯女士、莫舍・德克斯勒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便有了半年后这些照片的回归。
对于德克斯勒来说，让自己继父的遗物，再次回到他人生的起点，既是对他的纪念，亦是对他的告慰。“他总是说，在上海的日子，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只有20岁，出生于乌克兰，他的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
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目前找到的唯一一幅照相馆外景的照片显示，这个照相馆在一幢大楼的二层，占了四个窗子，在一家首饰钟表店和铃木兄弟商会的楼上。照相馆的牌匾很长，不仅贯穿了整个影楼外侧，还拐到大楼侧面。沈石蒂慵懒地坐在一个窗台上，略带微笑地望着窗外，他的六名员工则挤在另外两个窗口，有人兴奋地招手。
沈石蒂的老照片人物表情自然，用光柔和，背景素雅，就像一幅幅油画。那时还没有彩照技术，因此部分照片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上色技术，使照片中的人物更加鲜活。
沈石蒂晚年向莫舍・德克斯勒介绍说，当年照相馆的最初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名声渐响后，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也纷纷找上门，沈石蒂照相馆也渐渐跻身超一流行列。
这个曾在街头擦皮鞋的年轻人生意日渐兴隆，一连在上海开设了四家照相馆，他晚年接受采访时介绍：最兴旺时，在上海市中心的工作室有11间房，雇佣了31个职员经营店铺。
德克斯勒说，成功了的沈石蒂当时有汽车，有专职司机，有自己的厨师，却一直没有自己的住宅，他始终住在酒店里。他晚年还提到，当年上海，他有个美国室友，是个军官。还有个日本室友，帮他管理工作室的对外业务。
在德克斯勒看来，沈石蒂乐观、开朗、好奇心很强；他热爱和人打交道，精通俄文、英文和中文；他喜欢音乐，会唱很多英文歌和俄文歌。在德克斯勒和沈石蒂相处的几十年中，沈石蒂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德克斯勒因此相信，沈石蒂在上海的生活应该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为数不多的沈石蒂本人在上海的照片中，这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始终保持着开朗的笑容，粗重的眉毛在宽阔的额头上尽情地舒展着。他似乎很喜欢和中国人一起照相。有一张，他和一些中国孩子排队坐成一队，后面人的腿架在前面人的身旁，沈石蒂则充当“火车头”；还有一张，沈石蒂在拉黄包车，而黄包车夫坐在车子里，胳膊悠然架在扶手上，周围的人都开心地看着他们笑。
他就像个导演
在沈石蒂的生意日渐兴旺时，由于德国排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欧洲辗转到上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据统计，至1937年夏，定居沪上的犹太人约有1000到1500人，大多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譬如奥地利医学家韩芬，奥地利心理学家施托福尔，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尔、俄国钢琴家・H・马可林斯基和阿达・勃朗斯坦夫人（傅聪的老师）等。
上海沦陷后，日本当局将部分来自德奥等国的约1.4万名犹太人强迫居住在位于提篮桥附近，并将其命名为“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里后来被称为“隔都”。
作为早期移民，沈石蒂没有被强迫去“隔都”居住。但沈石蒂向德克斯勒透露说，上海的日据时期，他曾被日本人逮捕过。沈石蒂始终没搞清楚被逮捕的原因，因为日本人开始拷问他时，他便开始唱歌。在场的一个日本军官对其余几个日本士兵说：“一个在这时候还能唱歌的人不可能是个罪犯。”于是就把他释放了。
不知有多少照片拍摄于这段艰难的时期。但可以设想，战事不顺，经济萧条，亡国阴影下，瑟瑟寒风中，整理衣装到照相馆去拍一张强作欢颜的相片，大概既寄托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又是优雅、体面、自尊的上海精神写照。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隔都”也正式解放，由于之后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以及国际关系，主要是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据潘光教授统计，至1957年时，还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只有100人左右。
沈石蒂就是坚持到最后的这100名犹太人之一，他的照相馆也还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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