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赵毛妹称吴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我佩服我奶奶的一生！她默然无声，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对她的敬佩甚于爷爷。”吴仁宝最大的孙女吴洁拍着胸脯说。此时的吴洁已经是负责华西村教育的村党委副书记、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吴洁的佩服不无道理。据赵毛妹称，华西创业期的吴仁宝很少在家，“家里5个孩子都是赵根娣一个人带，家中条件又差，常常5个孩子一字排开趴在一张木条桌上吃饭，只有一盆酱油用来蘸着下饭。”
吴洁的丈夫孙云南是华西村早期不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随后被吴仁宝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3年，现任华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江阴幼师的吴洁，最初以为考上幼师就可以脱离华西村，“当时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可以有城市户口，脱离农村了。”吴洁从小讨厌干农活，但是她的愿望最终因为被爷爷说服回村而放弃。
幼师在读期间吴洁就有了心上人，“我知道当时我先生心里也有”，这段姻缘似乎是延续了吴仁宝自己的经验，“将村里优秀的青年结合到了一起。”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孙良庆哭啊哭啊，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孙家给他吃红蛋，筷子一夹二夹开，塞到他嘴里，他吐掉；孙家包了压岁钱塞进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他就掏出来扔地上。”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庆良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今日其子孙喜耀已经负责起了华西在昆山投资创办的科技园。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前来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姐姐吴凤英和嫂子，“因为家里是坚决反对的”。“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离开父亲能走多远。”吴协恩并没有走太远，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是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2002年，吴仁宝与吴协恩商量村委书记继任事宜。个性自我的吴协恩从之前无声的反抗，转为向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此后吴仁宝再没有与吴协恩商讨此事。及至2003年开村党委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人。但是显然吴仁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在推荐吴协恩的同时，还多说了几句：“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吴协恩心里清楚，父亲一定已经与几个哥哥、村党委主要人员都单独商议过此事了。事实上，早在1976年，吴仁宝大儿子吴协东就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进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也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业务。
“选阿四是选对了人的。”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他的公司每年都是效益最好的。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当选党代表，这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事。”
吴协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在做书记之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我负责抓经济。有些理论还是做了书记之后才开始学起来。”初继位的半年，吴协恩尤其不适应，“太多官话空话，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低头做事。”
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在华西村宾馆负责期间，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如此故事，都成为吴仁宝在村中树立威信的基石。由于吴的严苛，其多位子女都曾表露过：内心里希望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二十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这些，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外人想进入吴仁宝的信任系统，并不容易。一个曾被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有一次，吴仁宝去查看金塔的工程进度，当时镇土地所所长正和华西负责基建的队长聊公事，见吴仁宝过来，基建负责人抽身离开。吴的第一反应便是，几人正在背后谈论他，于是问土地所所长：“你觉得XX（基建负责人）如何？”“他是你用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还用问我？”这样的对话后不久，那位基建负责人就被降职。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可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因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家族成员作为村庄自治选举的必然结果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华西村不会例外。推举家族成员做集体的领头人，从经济学角度讲，存在一个最小风险的道理。在乡村熟人社会，人们一向排斥外人，不轻易相信外人，因为外人从来就被当作掠夺资源的侵略者；相反，人们对土生土长的自己人、家里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与依赖，可以在共同利益意识中达成最低成本的社区整合。
另一方面在华西村小环境内，普遍的报恩心态促成了村庄臣民对族长式人物的绝对敬仰和顺从。“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做奉献”，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吴仁宝 我闭幕了
“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华西村
实事求是最难
人物周刊：外面崇拜您的人很多，每天到华西村来参观，听您讲座的数以千计，您觉得自己过人之处在哪里？
吴仁宝：我个人来说，对我自己的评价，从性格来说可能和别人有不同之处。一是我的性格，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以很快的速度去办，如果不办，我睡不着觉；二、我办这个事情，会反复思考利弊关系，不脱离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所以几十年下来一直到现在。但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比如50年代的时候，有些政策和华西不符合，怎么办，开头是我往上顶，顶的不行，后来总结教训，领导来讲话不好顶，不做没有关系，顶不行，顶了哪怕做了，领导还是不满意的。所以后来，我就学了个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有个好处，我是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后，我不符合实际就不执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样形式主义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又欢迎形式主义，虽然谁都不肯承认官僚主义。
原来，我只知道实事求是，但是我说，实事求是最难，有时候，为了对付一些情况不能实事求是，最终来实现我“自己的实事求是”。这一点，是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人家一般上面说的都好，自己不太思考，说好了不做也不急，照样睡觉，我是睡不着觉的。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办事认真的人。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每天那么多人对您像朝圣一样的个人崇拜？
吴仁宝：他们来要听我的话。为啥要听我的话？我的话他们认为讲的是真话，讲的是实话，而且讲话没有套话。所以他们爱听，所以他们要来。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候有过怎样的梦想？您在华西创造的一切，是您当初梦想的样子吗？
吴仁宝：年轻时候，我要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要共同富裕。但是搞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是共同穷，而不是共同富。为什么？我想凡事搞一刀切、一个模式都不行，要自己有思想。所以在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前，我就搞工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早就放开了。
我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梦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华西）超越了我的梦想，没有想到要搞这个大楼，也没有想到华西的资产会是300亿，没有想到华西的农民会富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的梦想没有满足仅仅是梦想，想要反复想，想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做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所以我有两句话：不怕多交税，就怕交不出税。最怕国家来救济你，你穷了才来救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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