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扬州市中院统计,新生代农民工高发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盗窃、抢劫、聚众斗殴、强奸等,其中侵财型案件所占比例最大。
马皑认为,父母陪伴的缺失,会让孩子心理的不安全感增多。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他们容易自卑、没有自信。在与人比较的过程中更敏感,更有自我保护的倾向。
这种倾向的结果是,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缺陷,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张礼琦则呼吁落实好新生代农民工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一技之能,让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变得艰难。
每次听到有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被拆除的消息,尚秀云都很心痛。“有总比没有好。没学上了,不就是逼着他们流浪社会吗?”
通过自身能力无法过上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寻求非法的方式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尚秀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我们统计的100名外来未成年犯中,犯盗窃罪的占38%、抢劫罪占35%,侵财类犯罪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犯罪类型。”
“现在如果少建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不接纳他们,未来则有可能得多建数所监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如是说。
“愿意进入职业高中学习的,免学费。这一点,台州已坚持了数年。通过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使他们在择业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和更高的报酬。”张礼琦建议。
心理失衡致犯罪
一个20岁的外来打工者一夜之间砸碎了北京小月河附近的所有壁灯。警察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我恨,恨你们城市人活得太自在了。”
这是马皑给记者讲的一个案例。新生代农民工较上一代农民工更容易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
马皑认为:“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与仍在农村环境中生活的其他人相比属于上行流动。当他们在城市中有所获回到农村时会体会到优越与尊重,所以他们在城市中更容易接受‘差距’。相对剥夺感小。”
新生代农民工很多自小跟父母来到城市,在城市生活长大,尽管被边缘化,但是在身份上,他们不像父母那样明确地把自己定位在家乡,而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看成城里人。
但当他们把自己和城市人作比较,很容易发现差距:为什么他们有的我没有?我也付出了,我也有能力得到,但偏偏得不到。“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造成心理失衡。
“心理失衡的他们要排解内心的不满、寻求心理平衡,势必会选择某种方式如情绪或行为表达他们的内心情感。人的任何表达方式都是对环境的应对,其目的在于获得心理、生理上的平衡。”马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行为的表达大多是犯罪。
迷恋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大特点。团伙作案的案件中,很多当事人就是通过在网吧中上网而结识。这些人平时呆在网吧里,有“活动时”一呼百应,迅速集结。
“这个群体迷恋上网,也是内在缺乏自信,外在希望获得别人承认的矛盾的过程。”马皑认为。
在网络上与人交往的时候,得到别人的承认越多,甚至被他们所认为的能够代表力量的这些黑恶势力的“邀请”,为他们去打拼,在农二代的心理上会觉得是很荣耀的事情。“打群架亦是弱者向强者表达的一种态度,在打群架的过程中,个体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财、得朋友,得到大家的承认。”马皑向记者分析说。
“阳光照在天灵盖上。”一个内蒙的孩子这样写信给尚秀云,表达自己有多幸运。他曾是一起抢劫案件中的被告人。来到北京之后,只上过小学且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在老乡的撺掇下开始走上犯罪的道路。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最终决定对他实行非监禁刑,帮助他学习一技之长,并把他送回老家。
如今,这个孩子已经在父母的监护下,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最大程度上挽救孩子,也为了孩子免受监狱里的二次污染,判处非监禁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对于外地未成年人来说,找到他们的监护人成了难点。”尚秀云所在的海淀区法院启动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帮助行动。
然而,更多的司法界人士和学者意识到:司法的救济毕竟是有限的,最根本的还在于制度。
长沙市中院的一位法官在一篇论文中说:“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维持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向城市居民倾斜。在户籍制度尚未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的流动实际上仅仅是空间位置的移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身份与角色的转变。”
郑风田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打破各种固化的利益,让劳动力自由地按市场需要来流动,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他们能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居住和就业。
11月12日晚,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表示:“‘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
郭树清指出,要建立由政府、民众,包括媒体各方参与的、定期的评估机制;加大力度实施劳动合同法;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正视并切实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的历史缺口;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民主促进民生,以民生推动民主,形成良性循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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