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取暖”式的犯罪
相比孙理想,14岁的小江(化名)参与的犯罪让办案人员很震惊。
小江来自贵州省某贫困县,他是浙江台州警方破获的一起团伙贩毒案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曾任浙江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看守所和禁毒工作,现任浙江台州城警支队支队长的张礼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把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为零散携带毒品者和贩卖者。
初中一年级那年过完春节,早已厌学的小江跟着老乡到台州城里“玩”。
吃住在网吧的小江很快就把钱花光了,不得已到处找老乡借钱。
一个老乡把他带到酒吧,告诉他给这里送一次“货”能赚一两百元。小江同意了,不管怎样,生活费不用愁了。
小江甚至没有想过这是否犯法,就跟着几个老乡开始了贩毒生活。
小江见不到真正的“老大”,毒贩会把毒品放在指定的地方,然后电话通知小江去取。
终于有一次,小江在一家KTV外的绿化带里取毒品的时候,被等候在那里的警察抓获。
张礼琦告诉记者,警方将这种每次贩卖毒品数量很小的方式称为“零包”。一个人身上携带不到一克的毒品,一般在0.6到0.7克之间。打击此类犯罪简称为“打零包”。
在“打零包”过程中,警方发现一个怪圈:打击力度越重,毒品越紧俏,单位毒品的价格就越高,黑恶势力给贩毒者的提成就越高;提成越高,其他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踊跃加入,有的还会叫上自己的亲戚、老乡。
张礼琦告诉记者,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新生代农民工团伙犯罪现象突出,这非常值得关注。为了更多地牟取暴利,新生代农民工结成团伙犯罪,甚至依附于地方黑恶势力或自发组织起黑恶势力。
“某些黑恶势力驱使新生代农民工,把犯罪黑手伸向贩毒犯罪、赌博犯罪、非法集资犯罪、建设工程犯罪等领域。通过实施这些犯罪,牟取暴利,形成庞大的地下黑色经济,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打下雄厚的基础。”
“时下热议的温州等地的非法集资、高利贷活动,背后能发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冲杀在讨债第一线,引发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张礼琦说。
黑恶势力可以轻易聚集上百人械斗,新生代农民工充当着打手的角色。
参与械斗的新生代农民工“出场费”低廉。
“几年前是50元加一包20元的香烟和一顿饭。这几年‘价格’提高了,变为100元加一包硬中华香烟和一顿饭。也就是说,不到200元,可以让一个年轻人拎着刀去砍人。”张礼琦说。
“新生代农民工自觉不自觉地向地方黑恶势力靠近,在东南沿海一带表现明显。他们靠‘黑色经济’养活,慢慢形成了‘江湖规矩’:即使被抓到,也不会轻易供出‘老大’,老大一般也会继续给他们‘发工资’。”张礼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张礼琦认为,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特征―――“扎堆取暖”,甚至是一种趋势。
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马皑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说,这种聚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方式,使他们通过互动甚至共同违法获得相互间的承认和情感支持,结伙本身有如心理上的“强化物”,可以寻求快乐和自我体现。
“从心理学上说,12岁到18岁的少年,同辈之间的相互承认、情感交流大于经济上的给予。另外,结成群体强势也是他们消减个体弱势的一个方法。”马皑认为。
因此,团伙化犯罪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常见的类型。
萍乡市中院的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里,人生地不熟,非常容易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
无学校 便监狱
“出去后,先找个工作,挣点钱,不够的话就向爸妈借点,想自己开个小饭馆。”张雷雷(化名)在铁窗里这样叙述着他并不复杂的过去和充满变数的未来。
2010年12月初,张雷雷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已交付执行。
他是前述扬州市中院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结果的一个样本。
张雷雷,1988年出生,初中文化,来自安徽蒙城农村,在扬州市务工,因涉嫌盗窃罪于2010年11月2日被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批捕。
张雷雷有着农村孩子的朴实、坦诚,略带拘谨。他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认罪。
张雷雷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各种现代信息,经历着与父辈不同的成长和生活经历,有着不同于父辈的诉求和精神世界。
张雷雷于2010年夏天到扬州一家制鞋厂务工,一个月工资1500元,不管吃住。
“我也不是怕累,可我干的活有毒,戴着普通的口罩手套根本不管用,每天熏得人头疼,工厂也不给额外加钱。不到两个月我就不干了。”张雷雷说。
“我本想换个地方打工,可钱没挣到,路费、找工作期间的吃饭住宿,钱肯定不够,也不想管家里要。当时我心里非常纠结,让人抓住怎么办?可是最后也不知怎么着还是偷了。”张雷雷回忆道。
涉嫌盗窃的张雷雷很快被抓住并被刑事拘留。
张雷雷的哥哥已经结婚,分家单过,他的妹妹十几岁就辍学外出打工。
父亲也在外打工,但他与父亲交流不多,甚至不知道父亲在何地打工。张雷雷初中辍学后也出来打工,那时他才16岁。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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