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加一包中华烟,就可以让一个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拎着刀去砍人
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和台州一带,黑恶势力组织这些廉价的新生代农民工为“黑色经济”服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有媒体报道称,这一人群的人数已过亿。
与他们的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城市人。他们中大多数不愿意再回到乡村,他们渴望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
但由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种种制度限制,他们由“农民”变“市民”的愿望实现起来非常难。
“城镇定居的农村居民,在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承受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工资、就业条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另一方面,他还要省吃俭用,供养在农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并把挣的钱拿到农村盖注定会空置的房屋。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
近日,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3日之内两次亮相公众视野。其在11月12日晚的2011财新峰会上的演讲主题即为“破除城乡要素流动体制障碍”。
而在此前的11月10日,他在国际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存在五大不平衡,首先就是城乡收入消费差别大。
在城市中忍受了诸多“不公平”与歧视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以极端的方式―――犯罪,来宣泄内心的不满。
丢了理想的他们
2010年4月2日,孙理想刑满释放。20岁出头的他,在监狱里曾多次回首自己6年来在城市里的迷失岁月。
身为“80后”的孙理想,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农村,家庭条件还可以。初中毕业后,孙理想不想继续上学了,便帮着父亲在家种地。
2004年2月,他来到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市场打工,给一个小肉店的老板干活,每月工资600元。他之后又辗转几个地方,工资没有什么变化。
2006年1月,嫌在北京挣钱太少,孙理想返回老家。两个月后,他的朋友王云回家探亲。
在一次叙旧的酒桌上,王云告诉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资1500元,吃住免费。孙理想又想跟随王云一起打工。
2006年3月,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一星期后,经王云引荐,孙理想如愿当上了保安。
孙理想当上保安之后,迷上了上网吧与网友聊天。他谈起上网时异常兴奋:“有时一天两个小时,有时通宵,结交了许多女网友。”
孙理想详细罗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间的花销账目:平常抽香烟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饭,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网费300元左右,最后“剩不下几个钱”。
随着上网聊天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孙理想打算买一台电脑,这样随时可以上网聊天。
当他把攒钱买电脑的想法告诉王云时,王云说:“咱们广场里有许多屋子,都配有电脑,顺手牵羊弄几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是周末,许多屋子没人,咱们去顺两台回来就行。”
第二天,两人穿着保安服,东转转西溜溜。孙理想发现了目标: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有两台笔记本电脑,正在充电,两人拔下电源将电脑拿走了。
他们没有想到,盗窃行为已经全部被监控器拍摄下来。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两人抓获归案。
孙理想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王云犯盗窃罪,且是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谈到释放后的出路和未来时,他说:“释放后我哪儿也不去,还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这里爬起来,我要拾起我的创业梦和城市梦。”
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孙理想的经历并非个案。
段强(化名),安徽人,17岁,小学文化,涉嫌出售非法制造发票。
赵枫(化名),内蒙古人,16岁,聋哑学校四年级文化,先后盗窃作案两起。
……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针对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做了一项专门调查,2008年的犯罪人数为1591人,2009年犯罪人数为1684人。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尚秀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学历低”是外地未成年当事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很少,最多的是初中学历,辍学的孩子特别多。”
有意思的是,2010年11月开始,全国多个地方公布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逐年增加的相关报告。
先是江苏省扬州市中院发布了一份以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为主题的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度和2009年度,扬州三成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是新生代农民工。
接着,江西省萍乡市中院对辖区内289件刑事案件的调查分析显示,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48%,2009年则上升到52%。
同样是2008年和2009年两年内,山东省济南市中院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665件,刑事犯998人,其中,超五成刑事案件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为,超六成刑事被告人是新生代农民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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