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金以林举例，比如说“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中共和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学术普及工作。
全套民国史台湾遇冷
缺憾并不是没有。
编写者们最遗憾的就是，这套书只涉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民主这些主流问题，而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但更让编写者们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时台湾的激烈反应，这一次全套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并不买账。
2011年，《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记者在电话中开口质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释说，这是民间修史，并不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这套书在台湾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陆学者看来，这并不是台湾学者不关注这套书的出版。
“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说，这句话最后是谁加上去的，怎么通过讨论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在他看来，台湾学者不愿意参加讨论，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原因。因为一旦要进行讨论，就意味着承认这套书，因此，台湾学者即使读过，也不愿意著文讨论。
“最后一句留了这么一个尾巴，毕竟太官方了。”
对话吴景平：“一本书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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