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登场：春天的故事
对于第一批踏上社会的70后大学生而言，1992年不仅是他们处子秀的重要时刻，也是中国经济的转折之年。那一年，中国的GDP增速6.7%。那一年，对上海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能拿到500元月薪就让人十分心动了。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写道：“19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阐述’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
70后们也许还记得，这一年的春天从1月1日就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献词》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把主要阐述集中于经济方面。不久，邓小平南方讲话，东方风来满眼春。
全国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份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上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的创业之路，也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时，在复旦毕业后当了3年老师的郭广昌放弃了出国发展的机会，与复旦的4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并在半年后靠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获得第一桶金。60后郭广昌的成功，激励了许多70后甚至80后。
1992年，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那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股票开始大热，认购证是70后的一次好机会。
那一年，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阴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迫不及待地纷纷加大对华投资――一度搁浅的通用汽车、摩托罗拉、杜邦等公司的投资陆续恢复；克莱斯勒公司开始商讨扩大北京吉普的运营；波音、惠普和通用电气等制造商四面八方展开大规模销售；在比尔・盖茨亲自督导下，微软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杰克・韦尔奇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第一个赶来中国的重量级跨国公司CEO。那年夏天他兴奋地对下属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市场，GE将在80多年后重返中国。
那个年代，外企成了很多大学生的工作首选。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的城市职工收入是美国普通人月收入的1/40-1/50，而外资企业执行的基本是母国的工资标准，即使中方职员也不会少太多。1993年拍摄的电视剧《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对外企的向往。
1992年，本土企业也在成长的路上。
那一年，张瑞敏在青岛的海尔已经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先后兼并了青岛的电镀厂、空调器厂、冷柜厂和冷凝器厂，构筑起了多元化的家电制造格局。柳传志的联想公司正试图从上一年的黑色风暴中缓过气来，当时全国一年的电脑销量只有20万台，主要销售对象是政府和企业用户。柳传志敏锐地感觉到，电脑家庭化的时代好像已经到来了，他委派年轻的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部总经理，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家用电脑品牌“联想1＋1”，“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风靡大江南北。
靠贩卖科技器械起家的万科，那时变成了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同时又无所不做的“集团公司”，王石先后办起了连锁超市、建材工厂、影视文化公司和酒店经营公司等，旗下公司超过50家。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当时国内的城市通讯设备市场已经被阿尔卡特、朗讯和西门子等跨国公司把持，喜欢读《毛泽东选集》的任正非想起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到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
回首1992年的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似乎到处喜气洋洋，对于那年毕业的64万70后大学生而言，遍地都是机会。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自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实行的毕业生分配制度面临改革，结束国家统分，开始了毕业生自主择业，双向选择。1992届毕业生还尝到了自主择业的甜头。
1970年出生的上海人卫哲是其中的佼佼者。1992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卫哲进入当时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给CEO当助理，不到3年时间就做到了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的位子，为他日后职业经理人的生涯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卫哲先后给百安居和阿里巴巴打工，然后又回到了金融业――他如今是嘉御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那个时候，“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广为人知，高校教师是令人心酸的弱势群体，留校绝不是应届生的优先选择。谁也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留校会难于登天。
80后登场：拥挤的新世纪
2002年，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11月15日举行的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又完全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80后的政治热情已经比70后减少很多。那一年，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出路。1998年高校扩招，2002年显露威力：当年共有145万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与2001年相比，总数增加了27万人，增长23%。因为扩招，2002届毕业生的整体分配形势严峻，平均起薪只有2100多元，大学生在大城市明显供大于求。于是，2002年的考研人数创纪录地高达62万人。
这只是开始。80后大学生的考研人数和房价一样，几乎每年都在飙升。
那年最火的国产电影是冯小刚导演的《大腕》，里面最经典的台词莫过于李成儒在精神病院说的那段：“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没想到一语成谶。
2002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进入福利分房制度取消后的第四年。国土资源部在7月颁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2002国土资源部“11号”令），助推了政府基础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大了征地、拆迁的行为，创造了大量的强制性消费需求。中国的房地产业也是在这一年开始真正火了起来。2002年《福布斯》所列中国内地百名富豪中，从事房地产行业的达到47人。
那一年，中国住房消费增长30%以上。其中，九成以上的商品住宅为个人购买。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最为迅速，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最强的龙头信贷品种。尽管不少人抱怨房价太高，但看房、购房的热情有增无减。往往是新楼盘刚刚落成，就销售一空。那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没有意识到房价会蹿升得如此之高，当时也没有马上购房的财力，于是80后最经典的哀叹便是：“早知道今天的房价，我大学毕业就该买房了……”
从2002年开始，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工作的时间固定下来。再加上这一年国家给公务员普遍加薪，算起来是两年内的第四次加薪，在当年也引发了报考公务员热。和上世纪90年代公务员普遍“下海”相反，除了应届大学生，越来越多有工作经验的人都希望捧上这个“铁饭碗”。
那一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年。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左右，GDP总量首次跨上10万亿元大台阶。上海在那年的12月3日获得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成为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内持续成长的又一个醒目抓手。
那一年，中国出口国外的最大“单宗商品”，是一个叫姚明的篮球运动员。这位身高2.26米的亚洲小巨人以选秀冠军的身份到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打球。而姚明老乡刘翔那一年刚满19岁，在瑞士国际田联大奖赛上以13秒12的成绩打破男子110米栏亚洲纪录，并打破了13秒23的世界青年纪录，刷新了保持长达24年之久的110米栏世界青年纪录。这为他两年后在雅典奥运会夺冠埋下了伏笔。
2002年，20岁的韩寒已经在中国作家圈混了4年，他2002年出版的《像少年啦飞驰》畅销300多万册，成为当年全国图书畅销榜的第一名。那一年的韩寒不仅是一名畅销作家，也是一个赛车爱好者。
对于韩寒那样的中国车迷而言，2002年是十分难忘的一年。入世第二年，国际知名汽车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争夺这块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的汽车市场。世界几大知名汽车制造厂商，如通用、福特、丰田、菲亚特、现代，都在中国合资办厂。国内汽车厂商明显加快了轿车车型更新的步伐，车价也出现大幅下调，这直接刺激了轿车市场的繁荣。2002年也是中国的“手机年”。那一年，中国手机用户达到2亿。那时没有iPhone，在中国卖得最好的手机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那一年，中国也成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国。
对于2002年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选择互联网的人应该不会后悔。经历了2000年的阵痛、2001年的徘徊后，那一年的中国互联网开始轻微回暖。仅网游业一项，年收入达到1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上一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1月2日，网易在纳斯达克复牌，扫除了2001年因财务问题笼罩其身的阴霾。2002年的搜狐、网易和新浪三大门户网站拥有彩信、收费信箱、电子商务和在线游戏等多种盈利模式。
那一年，处于创业低潮期的马云看到了机会。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开始受到追捧，中国包括家电、医药、电子等10个制造行业的80种产品，产量已雄居全球第一，“中国制造”成了年度热词。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数量也开始呈爆炸式增长，达到5910万，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了9.8小时。于是，阿里巴巴在2002年与信用管理公司合作，启动了“诚信通”，终于在这一年实现了盈利。60后的马云没有想到，他的电子商务帝国帮助一些 80后摆脱啃老的命运，开网店成为80后一代独有的创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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