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刘少奇率领的访问团出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共走访了三个国家，其中返回国内两次。4月19日那天访问团终于结束了出访三国的任务，大家挥手告别美丽古老的仰光飞回了祖国，但是飞机没有直接飞回北京，而是降落在西南边城昆明，因为访问团在此要做一次短暂的休整，刘少奇和陈毅还想借此视察一下地方工作情况。
刘少奇一到昆明就向北京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周恩来总理转毛泽东主席，报告已圆满结束对友邦的访问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双版纳看看，那里有十几万知识青年在开垦橡胶园，并请示主席回京后，可否安排一次见面以汇报出访情况；另一封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是同一个话题，向中央请假一星期去西双版纳等地调查研究，慰问知青。
同时刘少奇也知道了在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又出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他们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但刘少奇说什么也无法将这两件大事与自己日后遭遇联系起来，毕竟“文化革命”这个字眼还是平和、斯文的，是一场远离战争生死，同时也区别和平年代名利场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
尽管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那样令人不安，但刘少奇依然按照国家主席的职责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难以置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他们身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已经从4月16日开始召开，他们19日回来正好赶上。
手下工作人员不知道上层的事情，大家奇怪怎么没有听说中央要开会，而且是在杭州开会的消息，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悄悄地私下打听，却不得而知。
就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已经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内容是什么，更不知道这次会议即将决定的命运。
他们接到通知后，马上放弃到西双版纳的安排，乘车前往昆明机场。在他们专机还没有到达的空隙，刘少奇与陈毅在机场边散起了步。他们一边等飞机一边猜测此次会议的内容。陈老总到底是横刀立马、久经沙场的老帅，马上想到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刘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样，可能是国内政局有什么大的变动？他们说到政治运动，都不由地若有所思望着深邃空灵的天际和飘浮游动的云缕。
几个小时之后，刘少奇他们走进杭州会场，才知道他们一路的猜测离题万里。毛泽东在此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就连躲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负责起草《通知》的陈伯达、康生也匆匆赶到杭州参加会议。
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突如其来的杭州会议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张黑色的请柬。
此次会议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彭真为首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及由他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体举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简称《五一六通知》。
十年浩劫，就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的。
可以说，刘少奇出访南亚三国是他与陈毅外长最后一次履行国家主席的外交职责，最后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亮相国际舞台。
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人数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却宣告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
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著作，贡献突出。当时毛泽东给予刘少奇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在这期间，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被誉为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每当毛泽东外出时，刘少奇便被委托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7？000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