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公开屈膝的样子，又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公开。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在神圣的祖国大地上，在庄重的中南海院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遭到这种侮辱性对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顾一切，挣脱造反派的手，扑向刘少奇，刘少奇也不顾拳打脚踢，与王光美的手紧紧握住，也许，这是最后的告别！执手相看泪眼，怎不凝语哽咽？他们传递友情、温暖和鼓励的手终于被暴力分开。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严加看守”起来。
当刘少奇得知妻子儿女已经离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时，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强迫改变生活习惯，加上不给足量的安眠药，刘少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加上批斗会上的扭打，旧伤复发，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他的右腿被打伤，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要走50分钟，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后来实在走不动，就让工作人员去把饭打回来，但去打饭的人也被称为“保皇兵”，人们也不愿去打饭了，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
他满口只剩下七颗牙，根本嚼不动窝头、粗饭。
他长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馊饭，身体更为虚弱，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刘少奇病得越来越重，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还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刘少奇只能默默忍受着……
1968年7月，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医生过来用常用药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防止刘少奇死掉，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为维持刘少奇的生命，医生提出实行监护，住院治疗，被看守人员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绝。刘少奇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残忍的折磨，使刘少奇自主神经紊乱，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难忍，常使他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他难受的情景，就把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不久，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刘少奇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离开了人民和亲人
对刘少奇来说，活着已是一种折磨的惩罚，但他还是要坚持活下去，他要活着看到事实证明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是轰然雷击。这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是在他70岁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会闭幕日期是10月31日）。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出来，他的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但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干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专护刘少奇，仍没改变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活着看到改变命运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马克思那里去说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
晚7点多钟，光着身子的刘少奇――他原来的衣服烂了，没有人补，脏了没有人换，干脆给扔了――被人用粉红色的缎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条白床单，放在担架上，送上了飞机。他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奄奄一息……
晚9时许，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接受“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马上爬上舷梯，走到后舱，看见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医护人员怔住了……刘少奇的担架被抬下飞机，放到救护车上，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驶向市区，但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里的一个由重兵把守着的独特小院。
从这夜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极严，事先被告知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从此失去“自由”，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形同软禁。
由于刘少奇在担架上没穿衣服，到开封的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烧39？℃，呕吐厉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11月5日，刘少奇再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他身边的人都说：“他虽然不说话，但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着的那一天……”
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人也不准留。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用。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去火化场看了看，然后，向当地负责人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11月10日晚，刘少奇再度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为39.7℃，虽不能确诊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两眼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6时47分，值班医生和护士赶到现场。
8时47分，“抢救”小组人员到达现场……此时刘少奇已被转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铁门上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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