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旗》选批稿件
胡耀邦同志还选批一些稿件送《红旗》刊登。这里略说三例。1980年7月21日，他在任丰平写的《陕北行――黄土高原建立牧农林业生产基地的初步考察》上批示：“此件送《红旗》杂志。请《红旗》考虑全文刊登。现在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舞干劲，刷新文风，都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此事请你们代为转告各报刊同志一下。”任丰平的文章登在当年《红旗》第15期上，文前加了编者按，表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
1983年12月3日，胡耀邦同志在审阅马洪《抓住机会，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一文时，在有关段落后面写了一些重要批语：在文中“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发达国家原有的一些产业部门衰落和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形成和发展起来”这句话后面，胡耀邦同志加上“而且正在以更高的技术结构向前迈进，我们对这一点是万万不能闭目塞听的”。在文中“这次研究世界新的工业发展与我国的对策”这段话后面，胡耀邦同志批语：“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少同志对世界上的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先进技术、最新的科技动向，反应迟钝，没有每年、每月、每周询问、打听、跟踪的热情。有的人对这方面没有热情，但对它们的腐朽方面，即制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反而津津乐道。”在文中“我们迎接挑战是存在许多困难的”后面，胡耀邦同志批语：“主要困难是我们一大批经济管理、技术干部缺乏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有些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进取精神。”马洪的文章后来发表于《红旗》1984年第6期上。
1986年，中央赴皖讲师团成员董克恭根据他接触到的农村教育实际，写了一篇《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的文章，胡耀邦同志看后批给《红旗》发表，他在文前批示：“这确是农村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记得我个人五十八年以前上高小的时候，当时我的家乡的老人们就强烈地议论这个问题。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几十年来，农村中、小学教育如何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确没有解决好，其原因就是我们教育界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因此值得更好地研究一番。”董克恭的文章发表于《红旗》1986年第8期上，同时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文前加了编者按。
胡耀邦同志对《红旗》杂志的关注及所关注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冷静、深入地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探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充分发挥党刊在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舆论导向和思想引导方面的作用。
1987年1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在他离职仅一年多时间后，《红旗》杂志停刊。大约在这期间，胡耀邦同志写了一首回赠友人的诗，后半段是：“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革”期间“权钱交易”是普遍存在的
人民网
[导读]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1期，原题为《回首“文革”说腐败》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