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用7个小时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
胡耀邦同志的信写于1979年12月19日，大约隔一周多时间，即当月27日及30日，他又两次用7个小时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对《红旗》工作说了如下几条意见：
一是回顾《红旗》的历史。《红旗》是毛主席提议、中央决策创办的，是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创刊到“文革”前夕，这算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阶段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阶段总的说是好的，也有某些“左”的错误。第二阶段为“四人帮”控制，《红旗》有很大的“权威性”，大得吓人，名高天上，但是不正常。这个时期创造了一种形式，叫“两报一刊”。现在取消了这种形式。第三阶段，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有失误，但工作坚持下来了。在拨乱反正、搞四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较谨慎。
二是办好《红旗》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们自己，自己把责任担当起来，再加上群众路线。这是对党中央负责的最好办法。
三是弄清几个问题。第一，刊物的性质。《红旗》是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的刊物。要讲思想方法，不讲思想方法、思想路线，就提不起神来。要解释党的政策，要有针对性。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军事、文学艺术、党建等都有许多问题，要给以回答。在谈到历史学时，胡耀邦提出《红旗》可以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一起搞“文革”史。先搞史料，一篇一篇、一件事一件事搞，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文攻武卫”等等。第二，每期要提前三个月通盘设计，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有设想。第三，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央文件、中央常委讲话。第四，搞好调查研究。《红旗》每年24期，每期有一篇有分量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就很好了。要把题目搞得小一点，真正下工夫写。写文章文风要好，要虚实结合。希望《红旗》每年有所进步。
《红旗》在1978年所犯的错误，在党中央的关怀指导下，得到纠正。但其给人们留下的消极印象并没有消除。直到1980年还有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字样从刊物上取消的动议。后来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第76次会议（1981年1月15日），从大局考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议论，《红旗》杂志的刊头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字样不变。会上胡耀邦同志说，《红旗》办得有起色，有进步，可能因为坐了冷板凳，奋发有为。他请列席会议的《红旗》总编辑转告《红旗》全体同志两句话：一是《红旗》办得有起色，大家作了努力了；二是希望《红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把《红旗》办得更好。中央办公厅把上述内容以“会议纪要”形式通知红旗杂志社，并加了一句：希望各部门多向《红旗》投稿，要《红旗》总编辑向全体同志传达。这是对《红旗》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当选为总书记后，他对《红旗》的关注仍一如既往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设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不再兼任中宣部部长。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取消党中央主席，由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体制下的总书记）。他对《红旗》的关注仍一如既往。
一是他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他本人的重要文章批给《红旗》发表。如1981年第21期发表的《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1982年第1期发表的陈云同志的文章《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以及1980年第17期发表的根据邓小平、陈云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改写的本刊评论员文章《领导制度必须改革》、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权力不能过分集中于个人》，就是经胡耀邦同志送请邓小平、陈云同志审定后在《红旗》上刊出的。他自己的文章从1981年到1986年每年都有。如1981年第13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19期《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20期《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很多同志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要求重新发表，他就指示《红旗》再刊此文，以满足更多同志的要求。《红旗》就此在文前加了“编者按”，指出：此文对文艺工作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1982年第21期《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83年第1期《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此文前有“编者按”，说此文是胡耀邦同志1982年4月的一次谈话，对于全党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克服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上的涣散软弱状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都有重大的意义），1983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1984年第1期《最好的怀念》，1985年第8期《关于党的新闻工作》（1985年2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86年第2期《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
二是他还同意把自己的一些文章、讲话以《红旗》编辑部、评论员、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如1980年第24期：本刊特约评论员《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胡耀邦同志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2期：本刊特约评论员《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在组织部召集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第3期：本刊特约评论员《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在视察湖南省、江西省沿途的讲话）；1981年第5期：本刊编辑部《正确认识形势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第22期：本刊编辑部《解开疙瘩，增强团结》（在视察山西省时同山西省干部的讲话）；1981年第24期：本刊编辑部《当前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在视察东北时同辽宁省干部的讲话）；1982年第8期：本刊编辑部《关于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1982年1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85年第3期：本刊编辑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
正是这些文章的发表，使《红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表现得鲜明有力，使中央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得到顺畅传播，从而也更增强了它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三是他对《红旗》送审的稿件严格把关，还选批一些稿件送《红旗》刊用。1979年2月26日，他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一文送审稿上批示：“我删改了一些，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毛主席的一些可能引起读者误会的话，删了并不妨害原意。二是论断不准确的，请你（指朱穆之）再仔细斟酌一下，是否可发？”同时他批评：“《红旗》这种送稿方法不对头，时间这么急，简直强人胡乱签字。不审改，就是不负责或不敢负责。要审改，又没有充裕的思考时间，更不说还要退他们再同作者商量的时间。请你同他们打个招呼。”这个批示写于“晚24时”。两天之后的2月28日，他在《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一文审阅后，给《红旗》杂志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写信说：“这篇东西我一面看，一面改，改到第六页，改不下去了。就是说，这篇东西不能用。1958年，我们许多人做了大蠢事。彭老总是对的。我们这些做蠢事的人永远要吸取教训，坚持真理的人，像彭老总这样的人，要表扬，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央的理论刊物，怎么能用这种笔调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报道这件事呢？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啊！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一定要用全力研究撰写理论文章，并且要严防搞那种中学生式的文章语言。我的‘理论水’也那么一点点，每天杂事又很多，要想靠我审改稿子，完全是要落空的。希望你们好好走群众路线，在内部，要发动大家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搞东西；在外部，约那些真有理论水平的同志写（每次提早约），并且诚心诚意地同他们反复讨论，研究改好。”此信是在“凌晨1时”写的。他所审阅和否定的那篇文章的具体情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他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可以刊出的文章，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和规格，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和水平，绝不能降格以求，绝不能是图一时之快或一时之需的情绪、偏激之作，更不能用简单、幼稚的文字语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传播什么。也就是说，文章一定是科学、准确、恰当、深刻说理的，给人以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只有这样，作为党中央的喉舌，才能担负起“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宣传者、鼓舞者和组织者的历史重任”，才能“克服工作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赋予经受过许多痛苦、失望和折磨但正在奋发前进的十亿人民的巨大勇气和力量”。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对内部和外部，他都提出了具体、中肯的意见。
1979年4月27日，他在一篇文章清样上批示：“我的水平也只有一点点，改不好。现在大胆勾画的，有些地方可能文理不通。请你们自己斟酌（一定要斟酌，否则我也不能负责）。应该怎样从实际出发，不把好题目变成一种训人式的、说教式的东西，看来得大力讨论清楚，否则你们和我们还得挨骂。”
1979年7月24日，他在萧克同志文章的送审样上批示：“你们把这个球抛给我，从工作岗位上说，我比你们更作棘。按理说，萧克同志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是在讲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怎么能反对呢。但这么登出来，肯定有人会有意见。为了避免这个麻烦，如萧克同志同意，我赞成删去。因为我要顾及两个方面，稍为把它改得缓和了一点，只是供你们和萧克同志参考。”
综观以上几个批件，令人深切感受到，胡耀邦同志看稿子总是站在党中央的高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处处着眼于大局、全局，时时考虑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广大群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以此为标准，严格把关；同时他又是同刊物站在一起，处处从具体问题入手，和你平等交流，诚恳地帮你出主意想办法，丝毫没有一点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架子和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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