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胡耀邦提出《红旗》可以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一起搞“文革”史。先搞史料，一件事一件事搞，如“二月逆流”、“文攻武卫”等等。要把题目搞得小一点，真正下工夫写。写文章文风要好，要虚实结合
本文原载于《党史博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宣部部长，开始主管《红旗》杂志。以后，他作为党中央主席和党中央总书记，对《红旗》工作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他曾几次专门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并发表很长的讲话，为《红旗》事情写过专门信件，作过许多批示，引导《红旗》克服工作失误，走上正确发展之路，发挥党刊的战斗引导作用。
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
《红旗》杂志自1958年创刊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间，据我个人的回忆，没有发表过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倒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胡耀邦同志主持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当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四人帮”倒台后，红旗杂志社新任领导人执行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导思想，坚持“两个凡是”，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采取“不介入”的立场（实际上是对讨论的一种消极抵制）。这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批评。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对于《红旗》的错误有明确批示。胡耀邦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央委任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他非常重视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的理论宣传阵地作用，从党的大局出发，按照党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处理《红旗》工作中的问题，一步步引导《红旗》走出因失误而造成的困境。
在他任中宣部部长没几天，即1978年12月25日，就同向他请示工作的《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了话。他说，这些年来，有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被林彪、“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有的同志跟不上形势，有错误。对犯错误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党的历来方针和传统。理论上犯了错误，不要一下子提得那么高，说成是政治问题、阴谋问题、品质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犯错误的同志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是非要搞清楚，这样才能弄清问题，搞好团结。现在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宣传武器。现在在理论工作方面，社内工作方面，有些同志有意见。意见当然要提，但刊物不能停，还要按期出版，要出得更好。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个谈话为《红旗》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即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就《红旗》正在处理的一篇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说“文内影射邓小平同志”，“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是“有计划地针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小平同志的一个政治大阴谋”。《红旗》负责人就此在会上说明情况，此稿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写的，内容是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显然是错误的，但不是《红旗》组织而是作者自己送来的。但一些人仍坚持自己的看法。鉴于此事涉及严重的政治问题，会上确定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再作处理。
5月29日，胡耀邦等同志听取了调查结果报告，报告指出文章内容和观点错误，根据作者情况、写作经过、写作背景、写作意图等方面看，这篇文章并不影射什么，也不是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不能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阴谋。胡耀邦同志会后在报告上写了四句话：“务虚会上闷雷几声，《红旗》社内一场虚惊，毛著编委排难解纷，文坛老将息事宁人。”他在各句下面作了注解：第一句“也就是被打了几个闷棍”；第二句“指社内签名上书中央，要求罢免他的总编辑职务”；第三句“指‘毛办’进行了彻底调查”。这个结论下达后，这件事便逐渐平息下来。从这件事我们看到胡耀邦同志对事情处理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和与人为善、团结同志的正确原则。从他写的按语又看到他在事情弄清后的轻松及诙谐幽默的风格，让人感到亲切。
《红旗》杂志负责人在当时犯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这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思想的一种反映，也是党的“左”的思想路线造成的结果，胡耀邦同志对此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和分析。他说他主持理论务虚会，守住了两条防线，一是只承认我们党内有“凡是”思想，而不承认有“凡是派”。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谁都有一点，只是多少的问题，但是不能说谁谁是什么“凡是派”。另一个是不批评《红旗》杂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他就是这样，对于问题的处理，既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完全从全党全国的大局出发，从党的团结和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又洞察实际，实事求是，细致入微，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人钦敬。
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
1979年12月，又发生一件事，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没有通知《红旗》杂志参加。《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和批评此事。胡耀邦同志接到信后，立即给《红旗》杂志总编辑写了回信，说信“我看过了，这封信写得很对。宣传部同志没有请你们参加会议是不对的。我想，可能是疏忽了。但疏忽总有点疏忽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这类事情今后要避免发生。《红旗》去年发生的失误，我认为早已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误的历史。我们是只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我想，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会坚持拥护党的这个方针的。这个时期，《红旗》倒谨慎些。这是很好的一件收获。也应了毛主席经常引用的老子的那两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你们表示敬意。今年3月我就说过，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注意，可能犯错误，因此要谨慎。在这点上可能有个别同志没有把握好。真是很遗憾”。他在信中表示：“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你们一些同志的想法。我对《红旗》没有一点帮助，但扪心自问：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而是没有什么帮助你们的能力。把《红旗》办得更好，主要靠你们。我个人在每个期间思想理论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题目，都在例会谈过。我只有那一点点水，对大家帮助不够，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以后宣传部开例会，你们应当把你们的希望和要求勇敢地提出来。这样，大家一起商量，我可能对你们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胡耀邦同志的信，前部分着重讲了如何认识和对待错误。从党组织方面讲，他提出“我们党的传统和原则是：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这是党从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在延安时对此有过科学系统的论述，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问题，从而使全党团结一心，兴旺发达。可惜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把这一原则完全抛弃、糟蹋了。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态度，坚持和发扬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从个人方面讲，对于自己犯的错误和对犯错误的别人，采取什么态度至关重要。对自己的错误，是认真对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改正，更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还是相反？对别人的错误，是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一道前进，并从别人错误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还是揪住不放，“迷恋算旧账”，“赤裸裸地说别人是什么派”，上纲上线，不帮更不让人家改正错误，以达到打倒别人，张扬自己的目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自然会引出不同的结果。胡耀邦在信中讲个别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而走向错误，令人遗憾。他讲的这种错误转化的辩证法，十分深刻。
信的后部分则具体地表现了胡耀邦同志心地坦荡，平等待人，丝毫没有一点架子与官腔，使人倍感亲切，感到他是同你平等交心的。这自然获得人们的尊敬和佩服。
信中所讲的“中宣部例会”，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宣部工作时创造的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例会一般每周一次，参加者为新闻、宣传系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时在研究某些问题时，也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地方同志参加。每次例会胡耀邦同志先自己讲一讲，然后各参会者发言。发言内容从政治、经济、党风党建到科教、文化、思想动态、百姓生活、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涉及方方面面，有问题就提出来，大家讨论，能解决的就当场拍板解决。每次例会后，《红旗》的领导回来都会向编辑人员传达，其中就包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插话、提问，非常开阔人的眼界，活跃人的思想，启发人的思考，丰富人的见识，至今回忆起来，还很怀念那段听例会传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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