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中的被动人生
1985年出生的彭堂忠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像巴西人笔下的那个维罗妮卡一样，他26岁的人生很多是在被动的等待中度过的。
他没有去过幼儿园，直接上了小学，然后就等待放学的铃声，回家后等待吃饭。他小学的成绩并不好，父母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从未打骂过他。
在等待着一年年的期末考试和升级后，他跨入中学，然后按照学校定好的编制和计划，等待着一个又一个证书的取得。
他没有多少特别的爱好，也不像其他小孩子追求某一方面的炫耀。他偶尔在游艺厅打一种叫做“恐龙岛”的游戏，但没有上瘾。
初中毕业之后，彭堂忠就等待亲戚长辈给他介绍工作。在浏阳乡下，做的工作总会与烟花有关。他从小作坊开始干起，一步步进入这个行业。
他的主要工作是与销售有关。他过年后会领到大约2万元的年薪，然后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等到一个个新年到来的时候，他从父母那里领取漂亮的新衣服。他计算着自己的年龄，等待“该结婚的时候”，等亲朋好友介绍一个好对象，然后就等有个“崽”（湖南方言，孩子）喊他“爸爸”。
生活却在他24岁的时候卡了壳。
被抓后，看守所里唯一值得他等待的，就是走出去。眼看无望，他开始等着被起诉。他最后等到了被取保候审，被释放，然后等待回家的火车。
彭家的人也在等待，等他回来。
2010年的春节对彭家来说，与其说他们在等待春节的到来，不如说等待春节快快结束。年前，彭堂忠的父亲就得到通知说，儿子要出来了。他四处打听，得到消息说国家机关在过年时不上班，恐怕要等到年后。
一块石头始终在彭家的嗓子眼悬着，这下子可以吞到肚子里了。彭堂忠的父亲不敢急切地向上面询问儿子的情况。他要耐心地等待春节结束，等待儿子回来。
2010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彭堂忠回家了。他躲过了浏阳闷热漫长的夏天和阴冷的冬天，但也没有享受到北京的美丽深秋。
再也不做“押运员”
尽管彭堂忠在2010年2月21日就被取保候审出来，但直到当年12月20日，他才正式接到检察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在此期间，他随时都可能被起诉，他一直忐忑不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他的头上。
被拘留的九个月期间的紧张，以及随后的十个月随时等待被起诉的忐忑不安，比起这张纸来说，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他分析着这份决定书的措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这就是说，我还是有错的，只不过不大，不构成犯罪。”
他查看了一些法律法规后，对一个问题既充满期待、又满含怯懦。“我应该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吧？”他小心翼翼试探性地说。
他在去年结了婚。老婆不因他曾被拘留而有异样的眼光，觉得他“人好”。彭堂忠开朗、乐观。“他不与人争吵，还经常在家里担任调解员的角色。”他的父亲说。
如今，他在国庆节前一周当上了父亲，现在正在女儿的两个备用名字之间发愁。
现在彭堂忠家里四世同堂，一家11口人住在一起。他拉起了网线，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也会留意一下新闻，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网上曾有评论为他喊冤。不过，他注意到很多好玩的事情，他知道上个月江西修水县的那个发飙的女警。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临时工。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他哈哈大笑，笑声持续了接近十秒。
尽管他在浏阳三湘烟花厂干了四年，那里的人都认识他，但他从来不在公司编制的名单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临时工”。
他从未主动向老板提起“签署一份合同”的想法，他和老板之间的契约主要是通过口头承诺和心理认同维系的。
国庆节期间，他去给朋友新开的小超市帮忙，也干一些杂活。
不过，他说，他再也不会去干“押运”的工作了。
我们都是临时工
茶色书桌，液晶电脑，厚厚一沓文件，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格子”。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某区分局产权地籍科的10个办公位，“装备”完全一致。唯一的差别是，其中五张桌子上有“牌子”，另外五张没有。
巴掌大的牌子上写着姓名、职务，这唯一的差别，把办公室里的10个人隔成了不可逾越的两个世界――公务员和临时工。
陈嘉希（化名）是10人中的一员，他没有牌子。
他说，他缺少的不仅仅是一块牌子，除了牌子，还有很多小细节在不断提醒他，“我是临时工”：
突然一天，办公室里“有牌子”的公务员集体“消失”，事前毫无征兆，原来是“公费”旅行去了；安排好的工作，在得知他是临时工后，会突然收回，偶尔还会安慰一句：“这个责任你担不起”；送文件的跑腿工作，永远属于临时工；节日期间的饭局倒是不会少了临时工，因为要帮领导“顶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评论时称，“文革”后期，我们国家很少有临时工。所有人都有固定身份，不是公社社员，就是单位的职工，只有城市街道企业的人有点含糊，但也不能说没单位。但今天，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临时工”的时代，到处都是“临时工”。
没有统计数据能告诉我们，中国究竟有多少临时工。
在陈嘉希所供职的单位中，临时工所占的比例高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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