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物或拟网上公布
实际上，1949年之后新政权接收故宫博物院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相关管理人员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件国宝存放在故宫之内。
1934年，故宫博物院第三任院长马衡在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即曾明确指出，文物藏品整理“非有根本改进之决心，难树永久不拔之基础”。所以，针对文物的统计整理一直未停。在此之前，1930年3月曾进行过一次清查，当时编纂的6编28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共登记117万余件物品，但这份报告比较简单，只陈述了各间房屋均存放了哪些文物。后来，因工作浩繁、政治动荡，清点工作一直未能实际统计出确切的数据。
1954年至1971年，故宫开始又一次清点文物。“吴仲超院长来了以后，开始清点、分类，立文物总账。我插手管这个事是在1963年以后，那时候分类完成了，不踏实的部分再核对一遍，没卡片的补卡片。”高和回忆。
那次清点，故宫处理了一批包括茶叶、箭杆在内的不被认为是文物的物品。有一些重复的馆藏，抽取一部分计入总账，其他都挂为重复品账。最终得出了文物90余万件的数字。并未立即对外公布。1978年，文革结束后，故宫再次进行文物核对，保管部重新恢复。7年后，198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之际，宣布经过核对的文物共1052653件。
在这之后的两次清点中，故宫所藏文物的数量再次升级为150余万件和180余万件。这其中有因故宫大修而新发掘出的埋藏文物，也有因对文物认识的扩展将以前不算做文物的物品归入文物类别的原因。
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3万件清代钱币、2万余件帝后书画，过去既不算文物，也不算资料，从未进行过系统整理。这次清理中，不仅对这类遗物进行了系统整理，而且对所有资料藏品进行了重新的鉴定。图书馆所辖大量的古籍善本特藏、20万余件书版，古建部所辖大量建筑构件、“样式雷”烫样等也首次纳入文物账进行管理。”在郑欣淼的计划中，未来，全部文物应以《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方式向社会公布。观众也可在网上查到文物信息，甚至包括“以前的保密藏品”。
据故宫相关人士介绍，所谓保密藏品，一是涉及色情的文物，例如春宫图；二是涉及敏感政治话题的物品，例如曾经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文物。但随着人们思想观念和政治局势的改变，此类文物渐渐失去保密意义。
面对数量庞大的文物和严重不足的展览面积，故宫曾考虑是否可以设置地下展厅。但在一系列的争论与研讨之后，终因安全疑问和对故宫是否产生破坏等问题搁置。而陆续有人提出的在其他城市设立分馆的想法，也终因无法确保文物安全而陷入僵局。公众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不得不面对明知有海量文物藏于故宫但始终无法亲见的现实。
“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瓷器门”……一系列事件，把北京故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不断在评论和审视着北京故宫，并追问：故宫是否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最危险的时候”？
本刊记者/马多思 滑璇
文/孔令钰 王秋思 刘婧佳
没有皇帝的故宫更神秘。
从“失窃门”，到“会所门”，再到意外损毁瓷器，如果不是“网友曝”，恐怕仍然不为公众所知，故宫也因此屡被推上风口浪尖。虽然最后一位皇帝在1924年就彻底走出了故宫，但故宫却依然保留着紫禁城的傲慢，阳光依然很难照进坚实无比的红墙。
故宫是谁的故宫？故宫是否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最危险的时候”？
后宫
在曾在故宫担任咨询员的小尚眼里，故宫实在是太大，不仅是面积，还有人。
据统计，故宫现有在职工1400余人，离退休人员600余人。“这还是有编制的，更多的是没编制的派遣人员。”小尚说。
所谓派遣人员，是指故宫委托中全人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全人才）招聘的派遣制员工，这些员工为故宫服务，但不占用故宫的编制。据中全人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务员介绍，故宫与中全人才在2005年以前就开始合作了，一般中全人才对派遣员工每人每月收取150元的中介费用，但如果超过50人，可适当降低，像故宫这种大型合作单位，可适当降低。据她介绍，目前故宫的员工中，约有几百人是中全人才派遣的，但具体数字尚无统计，最近5月份，中全人才刚刚向故宫派遣了60人。
在派遣员工中，“站殿”这个岗位最多，其余还有从事商品销售、宣传、为游客提供咨询等职务。据小尚介绍，因为“站殿”是保护文物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所以对员工的审查很严，多数需有北京市户口，很大一部分是复转军人。
小尚自己介绍，他每月的工资两千多元，据他所知，宫内有编制的普通员工的薪水大概比派遣制员工多1000元。小尚的评价是：“钱虽然不多，但是压力很小，是个很养人的地方，适合养老。”
正因如此，派遣员工往往工作两三年就辞职了。和小尚一样，另外一位中专毕业后被派遣到故宫作纪念品销售的“铁匠”（化名），也在工作两年后选择了离开。“我虽然爱故宫，但我出来的原因是，那种地方节奏很慢，和外面那种激烈的商业竞争比，我不想在那儿安逸惯了，失去在外面锻炼的机会……”他在微博里这样写道。
“铁匠”在故宫工作时的收入每月不足两千元。
深宫大院，不只人多，部门也多。
“故宫部门太多了，我97年离开时才十几个部门，现在有三十多个了。”曾担任故宫保管部主任的退休干部高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资料记载，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进行多次调整。据统计，从1952年7月到1966年4月，经过13次调整变动，最后确定为院长办公室、政治部、业务工作部等9个部门，1997年达到十几个部室，2000年变为25个部处。现在，据故宫官网显示，共有31个机构部门。
故宫最初的组织框架完全模仿前苏联，改革开放后，渐渐增加了美国博物馆的管理模式。仿苏部分，故宫内部划分为陈列部、保管部、保卫部和宣传教育部等；仿美部分，则设立书画部、器物部等。
然而在高和看来，部门的增加和人员的增多并不能提高故宫的工作效率，因为所有官员都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而这些人的收入也并不与门票或文物保护工作的效果挂钩，他甚至曾听到消息说，某些部门的成立完全是少数领导的随意决定，“但是没有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过的多名故宫退休人员也表示，已接到故宫方面的通知，不能随意接受媒体采访，一律要经过院办同意。
内务
据文化部网站显示，故宫的性质系直属事业单位，采用收支两条线的经营模式，门票等收入全部上缴，其行政支出则全部通过年度预算向财政部申请，主要包括员工工资、科研经费以及办公经费。维修费用则需申请专项资金。
但据调查，高达上亿元的商业开发收入和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所得却并不在公众视线之内。以今年5月曾广受关注的建福宫会所门为例，其建福宫的经营便不在受控范围内。
“故宫的门票是要全部上交的，那么故宫员工的福利靠什么，就靠我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经营收入。”“铁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资料，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前身是设立于1952年的故宫商店。1984年，故宫商店更名为故宫服务公司，至1998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介绍，文化服务中心的法人和董事会成员均由院办直接委任。“铁匠”也证实这种说法，“说是公司，实际上还是属于故宫。”
他介绍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是相当热门的部门，如果是编制内人员，根据销售收入会有奖金，而其他部门的员工只有固定的工资，因此很多人希望能调进服务中心。
除了销售食品饮料和纪念品，故宫也出租销售摊位，但在“铁匠”眼里，出租摊位的收益实际并不高，因为“不是谁想租就能租，往往是承包给一些有后台的人，价钱很便宜”。
曾在故宫工作过13年的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甄元森说，他1988年离开故宫以前，才刚刚开始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规模都很小。但近些年，商业活动似乎越来越多，除了销售食品和纪念品，来院展览、对外文物修复等有偿项目均陆续展开。
如，据台湾媒体报道，统一企业于2003年以巨资取得在北京故宫内饮料及方便面的独家贩卖权，曾经一度紫禁城内到处可见“故宫游、统一情”的广告标语，及红色飞鸟的统一商标。“统一”并未透露这项独家贩卖权的取得花费了多少资金，只表示“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不能讲”。据台湾媒体估计，一年的费用或许超过人民币三四百万元。
显而易见的另一项经营活动是故宫门票广告。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从2005年至2009年门票广告均由雀巢承担，但在任何公共信息渠道，均无法获得故宫门票广告的招投标及中标的具体内容。
除此之外，出租宫内场地举办会议或活动亦是一项不小的进项。故宫城墙外的一些商铺所有权，也归故宫所有。这些收入，既不上缴国库，其使用亦不受公众监管。
但是甄元森认为，“故宫每年的运营费用很大，国家的拨款根本不够用，这里面有古建的维修，文物的修复等等。古建维修最费钱，随便一个小项目都需要上千万元，如果仅仅靠国家拨款，什么事都做不了。”
以有据可查的2004年为例，当年门票收入3.5亿元，全部上缴后，故宫得到日常支出1.4亿元的拨款，以及1亿元维修经费，后者是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有关部门决定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支付1亿元维修费。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季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故宫每年获得的国家财政拨款约为3亿至4亿。但参观故宫的人数逐年上升，2009年是1100万，2010年达到1300万，以旺季门票60元淡季40元计算，故宫每年通过门票至少可以获得约5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故宫的门票收入支付了运行其自身的运营成本后，还要把结余上缴财政。
因此，当面临重大修复项目时，故宫本身无力承担。据报道，自20世纪50年代起，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了500多项维修保护工程，这其中，就有香港特区、联合国以及日本政府的大力资助。“会所门”的发生地建福宫花园，正是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重建的。而建福宫花园开放的收益，据说本也是准备用于“补充花园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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