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押的日子
2009年6月19日，胥灵永再次去北京上访，县里派人接他。先把胥灵永送到县里的一家宾馆，身边有10多人轮流看守他。
两天后，胥灵永由一群人押着来到县城东边的一处铁路旁停下，这里是县中医院的旧址，现在是精神病专科住院部。进入院子右拐，再沿着一条幽深的小径往里走，尽头是一个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包围起来的独立院子。
铁门打开了，胥灵永被推了进去，看守者把门砰地关上，从里面上了把大锁。有人这时将胥灵永的全身搜索一空，包括他的裤带。
胥灵永被押着经过楼门和走廊的两道铁门，进入到院内唯一一栋二层楼里，他被投入第二号房子，房门是铁质的，上端开了扇焊着钢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一张用三合板钉制的小床，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和一个马桶。胥灵永看到屋内墙角还安装有监控器和喇叭。
胥灵永把头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着走廊另外一个屋子里向外张望的胡彦平，他还听到了武金秀、弟弟胥灵军和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关鑫磊把脸贴到铁窗棂中间开始呵斥他。
这是“法制培训班”的新址，小楼是经过专门改造的，一层的10个房间，基本上一人一间关着上访者，而二层是供工作人员使用。不同的是，这里改称为“法制培训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彦平、武金秀等人被转移到这里，也在同一天，73岁的许凤成因第九次进京上访被抓至这里。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灵军因去北京上访被用手铐铐回这里。此番受训的陆续还有残疾退伍军人姚彦强、方简明、王健、钱少军、杨新，以及该县的丁会芹、辛龙成、何忠有、王建设等人。
多位被培训者记得，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一连四天，不给吃饭，也不给喝水。尔后，他们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整齐地叠好被子，等房门的锁打开后，就去走廊的厕所里倒马桶，然后他们重新被锁回房里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个土豆大小的馒头，再加半勺稀饭或豆浆，一口就喝光了。胥灵永在单位管过职工食堂，他知道这些加起来只有一两的量。工作人员再通过监视器强迫这些受训者在屋里走圈圈，通过喇叭听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
多位被培训者说，这里一天两餐，不供应饮水。晚餐一般是机器压的面条，每顿连汤只盛两小勺，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有人最多时得到21根。此外他们一整天被锁在屋内，不准躺下，只让站着或坐在床边，晚上10点才让睡觉。若有两人同处一室的，绝对禁止相互交谈，发现有违反的，就要受到两天不给饭吃的处罚。
因为有病，从2009年6月11日到2010年3月18日晚上被放出来，胡彦平记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这是他人绝对不会有的待遇。
“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胥灵永说，饥饿成为一种控制、折磨人灵魂的魔鬼。应该说刚吃完还是饿的，所以刚吃完就盼着下一顿。
关押期间，没有毛巾，甚至连卫生纸也不提供，受训者不能和家人见面，送来的棉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不给转送。他们无法刷牙、洗脸、换衣服。长期饥饿让有的受训者出现了视力模糊、牙齿松动的现象，有的患上了肠胃疾病。几乎每个人开始10多天艰难地解一次大便，“粪便像羊屎蛋一样”，解手时或扶或坐在床沿上，这样防止自己晕倒后受伤。
相互眼看着每个人都变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从恐惧、愤怒到悲观，受训者的意志在饥饿、孤独中开始逐渐瓦解。隔壁房间也曾传出啼饥号寒的求饶声。
“我原以为胥灵军在这里会服软，但实际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没有改变。” 胡彦平回忆说，38岁的杨新来到“培训中心”门口执意要探视被关押的战友，争吵令关鑫磊大怒，关和另外两个保安将杨强行抬入，和许凤成关在一室，不给他加床。因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杨将头朝墙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墙上了。一天，杨新行为失常，掐住许凤成的脖子不放。杨新还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这些时候，听到状况的胥灵军便在屋里进行抗议，他艰难地透着墙壁一人多高处的小铁窗朝外看，大声制止。
毫不例外，胥灵军因此而受到惩罚，两三天不给饭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员随意打骂受训人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试图阻止暴行。
据胥灵永等人回忆，之后胥灵军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越来越没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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