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环球”？
人物周刊：有人说《环球时报》中英文版存在“报格分裂”，在题材选取上存有双重标准。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胡锡进：中文版、英文版我都是总编辑，说它们办报理念有什么不同的人根本没看懂。双重人格这个词多么适合在网上流传，多么适合去刻画一个人，特别是你不喜欢的人和媒体。仔细读一读吧，一切就不攻自破了。英文版开创的时候，前半年我天天上夜班，稿子我亲自改，英文版最早的几个比较冒险的报道，涉及异见人士、游行示威的稿子，都是我主持做的，那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改的。
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我们的原则都是“说真话，说实话”。中国尽管有很多不足、很多问题和意见，但整体来看，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经得起实话实说。我讲实话，有的时候会经历来自各方的障碍，不光是官方，还有互联网、微博，但讲真话是有前途的，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越讲越真，越讲越实。我们的报道、特别是评论形成了创新，不是简单发牢骚，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有生命力。如果相反，你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一些很敏感的话题，《环球时报》也碰了，记得有一次，几位外国专家对我们当晚的突破性报道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总之，我承认，《环球时报》不是鲁迅，现在鲁迅很多，我总是对同事们说，让我们做蔡元培，做胡适吧。
人物周刊：有句话流传很广，“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你怎么看？
胡锡进：我觉得批评应当越来越自由，我也支持批评，我们经常批评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合适的地方。中国社会需要逐渐习惯批评，官方不用因为批评而那么纠结，民间也不用对官方对批评的有些限制也那么纠结，这是个过程。
批评显然在前行啊，难道不是？网络，微博，这些工具出现就是批评的革命，社会和政府都在越来越适应。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永远需要一个秩序，批评在什么样的限度上会损害国家的基本秩序，会毁灭政府的权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限度在变化。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杜德在北京、莫斯科住过几年，他在美国时给《今日美国》做记者，非常有名，他告诉我说中国无论怎么样发展，一定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量。我非常同意。当然，执政党的权威不能总是通过限制批评来维护，这一点中国社会已经有共识。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社会有无担忧？
胡锡进：怎么能没担忧？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变，权力结构在变，他们已经具有反思和纠错的能力，他们有这种愿望，能力也在逐渐建立起来，比如说行政权力制约、自我控制，听证制度，依法治国……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总的来说在往前推，律师行业越来越繁荣，我们看到中国的律师都挺有钱，这就说明法律越来越有作用。
中国大的环境挺紧迫的，全球化的环境，中国人看到了全世界，比如我们的民主跟西方有一定差距，西方的民主搞得不错，这不是虚伪的，但是一时又拿不过来。于是西方批评我们，国内自由派也主张学习西方，形成了两种压力，这两种压力会长期伴随中国政府，会形成长期压力。中国一定要处理好，如果我们处理好了，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楼修了一半，100层的楼修到30层，突然改换图纸，大规模改换图纸，那是改不动的。如果中国发生革命，权力的运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利益在没有铺垫的情况下经历颠覆式的调整，那这场革命就有可能变成灾难。
中国人的价值观跟西方有什么不同？一定是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谈普世价值，问题是同样的，普世价值肯定有，但“普世价值”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了，好像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誓，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另外一种政治宣誓，这是很糟糕的一点。中国现在没有理性讨论的环境，大家就是站立场，看你同不同意，这是一个阶段，会过去的。
人物周刊：你的头脑中，一个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锡进：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理想的中国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而是我们走出来的。
整个世界有趋同之势，中国和美国，会有一些趋同的地方。美国的优点，中国能尽量多地学来，但是中国，我相信，肯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无论怎么学也变不成的。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民主的形式是什么样，需要我们慢慢、慢慢走出来。美国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怎么走出来，这需要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当前中国需要把握住国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这是保证中国未来继续发展的前提。保持住这一点，中国就能往前走，很多问题会在当中一点一点解决。本刊记者徐梅实习记者孙佳宁发自北京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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