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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环球时报总编:复杂的中国和复杂的世界(组图)

www.sinoca.com 2011-06-25  人民网


1994年萨拉热窝危机期间采访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

报纸付印前的最后时刻

伊拉克战争前在科威特

在西藏3.14事件2周年时,采访哲蚌寺

  原题:对话《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我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

  “复杂的中国,复杂的世界”

  人物周刊:《环球时报》赢得了百万读者,但也受到了很多争议和质疑,你能比较完整地阐述一下你的办报理念吗?

  胡锡进: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最主要的判断,也是我需要说出来的一句实话。《环球时报》每天有很多文章,每篇文章不一样,但是如果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看成一篇文章,总标题就是“复杂的中国和复杂的世界”。

  中国对于世界已经非常不寻常,特别是中国国家道路的问题,影响世界未来的方向和其他国家人的福利。

  我认为外国对中国理解不全面,他们看中国不容易看懂,容易从自己利益角度,先对中国进行价值判断,然后再具体解读中国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就想告诉世界,中国很复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口这么多,发展阶段这么特殊,发展又这么快,全世界二百年的成果压缩在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也是压缩在几十年中,中国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们的批评?

  胡锡进:现在爱国主义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只有对政府的批判才是批判,在西方面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是不正当的。我们主张健康的爱国主义。中国比较弱,你再不爱它不保护它,就完蛋了,这种民族情绪,是弱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天然产生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今天,中国越来越强大,爱国主义不能像过去一样,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环球时报》也是这种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是一个民族心理历程的自然过程。

  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成等号,“爱国主义”都变成贬义了,这是国内人不够自信,受了西方给中国贴标签的影响。“民族主义”这个词,不管它的来历是什么,今天使用的时候价值判断的成分非常大,每个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别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只不过西方的话语权比较大,软实力强,给中国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国内又有些人不坚定,独立思考能力不行,顺着西方走。这样比较简单,心理上又比较舒适,自由啊民主啊平等啊,全是一些很好的词,每天都喊些这样的词多愉快,社会又不整你,多愉快啊!

  你想想,中国社会的领导人他们不懂么,谁不知道自由民主好,我们中国在一步一步推动。很多自由派的人老把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能比吗?美国下了飞机,高速公路有多宽,租车场有多大,中国和美国真的没法比,拿美国的那一套来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是天大的误会。
  至于那些关于我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指责,没关系,我们承受得住,我对同事们说,坚持一下。也有些人在微博上批评我。但是我们既然认为我们做得对,就坚持一下,毕竟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按照中国主流人群的想法来的。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场合谈到《环球时报》传递的是真实中国的声音,是民间中国的声音。但也有网友反问,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为什么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你们不去报道?

  胡锡进:说这个问题的人很不专业,这是模糊的印象,《环球时报》不是报道国内新闻的报纸,它是国际新闻的报纸,主要是从战略层面来报道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可以说报道的是中国的世界坐标。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你们发言的尺度较为宽松,是因为你们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某种默许或者特许?

  胡锡进:我觉得外国记者向我提这个问题很正常,但有时中国记者也这样问我。谁能有特许执照?政府不会给任何人特许执照,都是冒险做出来的。如果你说的实话,对社会是促进作用,就好一些;如果你比较偏激,给社会带来一些麻烦,自己也就会麻烦。所以需要真诚、勇敢和智慧

  拿2008年奥运圣火在法国的传递风波那个报道来说,当天晚上11点钟,外电有报道,圣火在传递过程中灭了几次。到了那个时间点,稿子怎么做,标题怎么处理,压力很大啊。我拍的板儿,定的标题是“法国没保护好圣火法国警方掌控局面无能”。

  当天夜里官方发出的报道是,有关官员称,“圣火传递取得成功”,你说我压力多大。回到家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上班,人民日报社院里好几个熟人碰到我,第一句都是,“老胡,你们做过了!这影响中法关系啊!”但是其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跟着我们的风向在写,法国驻华大使到处骂《环球时报》。我们最后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们说的是实话。

  人物周刊:你一再强调《环球时报》的办报理念是实事求是和讲真话,为什么外界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之声,认为你们所呈现的中国并不真实?

  胡锡进: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舆论的分裂。西方肯定认为我不客观,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他们认为我们的报道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眼中)只有站在他们一头,帮着他们说话才是“真实”的。国内有一批人被西化了,价值观和他们一样,这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还有些小原因,比如《环球时报》只是报道国际为主,从战略层面,国家冲突和摩擦,中国国家道路问题,从思想高度上来报道,不会报道日常的事情如药家鑫的事情。

  《环球时报》现在有这么大影响力,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转化成对每天具体事情的干预,但是我们做不到,报纸做这样的转向做不来。这是报业市场的问题。做这类报的道媒体已经很多了,不缺一个《环球时报》。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战略层面来发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平衡。但是有些人不允许别人持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他想到的,他理解的,他喜欢的才是真话,不喜欢的不是真话,不允许不同声音的表现,这是非常武断的要求,与他们宣扬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有个段子说,“《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你听过这个段子吗?

  胡锡进:我听过这个段子,一笑就过去了。段子永远是简单化的东西,中国很复杂,世界很复杂,怎么会有这么简单化的东西?这是中国人流行的揶揄的一种方式。但是《环球》是不是宣扬全世界都嫉妒我们,随便拿出一天的报纸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可能是我们150万的发行量还不够多吧,所以造我们的谣那么容易,(笑)可能需要上千万的发行量,才能让造谣者闭嘴。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体的客观公正?

  胡锡进:这是所有媒体人都必须认真追求的。这要求任何报道不预设立场,不从自己的所谓“政治阵营”出发,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所有新闻素材的模子。我觉得现在很多新闻界的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里提到,要警惕“西方”,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别有用心的老师”。有网友笑言这种说法源自阴谋论和阶级斗争多疑论。这是你的完整想法吗?

  胡锡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有一篇社评多角度论述了它,微博里寥寥数语,观点表达会有准确度的损失。如果这样再挑出微博里的几个词组成问题,就更刺眼了。但总体看,西方的自私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国家都有自私性,中国对西方不构成竞争的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更容易真诚、自然和善意。到了中国与西方竞争时,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受到的人权批评比七八十年代要多得多,从常识就能想到,我们的人权状况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80年代,连人道主义都不能讨论。今天中国的自由状况怎么能够跟七八十年代相提并论?但那个时候中国是他们反苏的盟友,他们很少来批评中国。

  现在西方的批评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就是那么想的;还有一部分源自他们的私利。我们应该去琢磨和思考他们的话,但不一定要去照着做。也不能因为我们本来应该那么做,然后因为西方要求我们那么做,我们就反着来,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中国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像我在《环球时报》社评里写的那样,中国政治经济的闸门,钥匙必须握在自己手里,不可能给美国也配一把,美国得习惯中国的非敌非友。如果我们全听美国的,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个人可以这么做,国家怎么可以这么做?我们自己的政治道路不按自己的利益、承受力去操作,一切听从美国,那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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