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的声音不能代表主流”
人物周刊：现在左中右划分得很细，比如说中左和中右，你是哪一类？
胡锡进：很遗憾，我不喜欢这样的分类，我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我鼓励大家要做实事求是派。
人物周刊：你的微博开通第一天就收获了五千多个关注者，但其中多数是批评你和你的报纸的。你在博客中表示了惊讶，此前你不了解有那么多批判者吗？你怎么看待反对派的声音？
胡锡进：我尊重微博上的声音，但不认为微博上的声音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微薄只是把持有同一看法的人聚合在一起，他们比较活跃，但并不是主流。如果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我错了，我就会认真思考，要不要改。《环球时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卖一块二还有人买，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如此自信，认为大多数人是支持你的？
胡锡进：我们做过很多调查，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结果在《环球时报》上都发表了。比如希望中国保持大的稳定，进行渐进式改革，每次调查都有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比例在70%-80%之间。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目标读者有了解吗？
胡锡进：我们经常做调查，由于读者群很大，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辐射面同样很大，总体看，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关心国际，城市读者相对较多。我们不能说我们代表社会，但我们读者的代表性比其他媒体要强一些。飞机上每天就10万多份。另外开出租车的、警察、蹬三轮的也都能经常碰到读《环球时报》的。全国有报摊的地方就有卖环球，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们有句宣传语，称《环球时报》是全国公信力最强的报纸。
胡锡进：每个媒体都认为自己的公信力强，或者说想做到最强，但这句话不是《环球时报》的标准广告语，也不是我想对社会表白的，我也认为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性，我们不是永远是正确的。可能是广告部作为一种广告术语去做，但我从来不这么说。
人物周刊：你觉得《环球时报》的局限性在哪里？
胡锡进：我想跟每个媒体的局限性差不多，媒体从业者首先都是人，人的经历、所处的位置……都会带来某种局限。我们在北京办报，报道国际新闻，很多人都学过外语，而且是体制内的报纸，这都会带来局限。但是我们在努力突破局限，这是我们非常努力去做的。每天的社评都是我执笔的，但写作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天早晨编辑部讨论，定下这个题目，编辑会打很多电话，去问很多人的看法，搜集看法，给我看，我们一起来做，我口述，他记录，一起写成，写成之后还要传给几个专家去看，他们就这篇文章的思想、逻辑、文字提意见，写成之后提意见的最少是两个人，总共加起来给社论出主意德尔大约有百名左右，智囊团，这些人分布在大江南北，都是中国一流的专家，比如像房宁、金灿荣、张颐武、张琏瑰……特别多。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贵报关于艺术家艾未未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议。
胡锡进：新闻史会给我们正面的评价。通过我们的报道，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也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了，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对在第一时间评论艾未未事件，等于是做了准备和铺垫。
中国社会舆论在分裂，造成了一些人把社会上的所有人和事要归队，或者这一派或者那一派，这不健康。我觉得《环球》在努力地站在公正、中立的位置，来谈一些敏感问题，但我也承认，把握准这一点是很难的。比如说像艾未未的事情，我们连续写了4篇社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很准确，但是总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硬要挑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字狱。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任何文章如果断章取义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那几篇社评是站在中国的利益上来写的，这里面有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理解。我不赞成把政府单独挑出来。中国政府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老百姓、全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我不信美国政府会比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人的福利，我不相信。
人物周刊：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判断、举措和民众的利益的确会有冲突、有分歧。
胡锡进：是这样的，因此需要批评。我们是批评的参与者，我们前段时间批评深圳，驱逐8万高危人员离开深圳，我们第一个发社论批评。日本核事件，《环球》第一个发了社评，提出来要实事求是把情况告诉大家，发展核电要谨慎小心，这和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是永远挺政府，这怎么可能？
“中国是一辆巨型卡车”
人物周刊：你接受过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我很好奇，你接受采访时，可能事先就知道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他们的不一样，为什么还会选择受访？
胡锡进：人需要与和你观点相反的人接触。我本身做媒体，知道谁不配合，就会很恼火。不接受的话，他还是会写你，会把你写得更糟糕，所以即使有些媒体来采访我是出于恶意，我也通常给予配合。
凡要想做点事情，总得要承担一定风险。其实不做事情，你的媒体也会有被边缘化的风险，你什么都不说，慢慢地，也会累积出一种长期的风险。你要是说了，可能也会有当下的风险。但是恐怕所有人都有风险要面对。
人物周刊：将接受采访，甚至是对立面的采访视为一个完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机会，你的这种想法在体制内似乎还是少数。更多人不这么想，比如说很多地方官员在面对质疑和危机时，常常会认为不回答是种好的保护方式，把自己藏起来。
胡锡进：那是摆脱责任的一种好的方式。按照规矩，大家都不回答，那么他就没有责任，媒体爱怎么说怎么说，制造了很不好的舆论，也跟他没关。但是如果他说了，不管是对还是错，也许就会给自己带来意外麻烦，这是中国政治非常不好的一种现状。国家应该鼓励官员们多说话，多接受采访，即使说错了也没关系，大不了澄清一下。我不是官员，我只是个媒体人，只不过在体制内，是个比较另类的媒体人。
人物周刊：你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了解你对“中国崛起”这个概念的看法。
胡锡进：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关键是怎么理解“崛起”这个词的含义，其实中国官方并不喜欢用这个词，更喜欢用“发展”。外媒喜欢这么用，中国人也就跟着用，用来用去就习惯了。中国崛起是中国目前总的现实，不错的地方是，经济发展很快，也有很多弱点和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比如说关于理论的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在理论上怎么对接，这些都没有解决。中国崛起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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