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郴州砷污染事故阴影犹在
“我们承认，新的污染源还没有完全有效控制，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土壤污染问题形势依然严峻”
穿过一条被雨水冲刷过的泥泞小道，在一片长满杂草的枫树林里，孙六堂停下了脚步。他的脚下，原是一片农田。
几年前，身为村民小组组长的孙六堂带领村民种下树苗，憧憬着长大后能卖到城里换钱。世代种田为生的村民，最终在专业苗圃技术面前屈服――这些枫树长得东倒西歪，枝叶稀疏。
尔后，几近滞销的现实将梦想击碎，没人再愿去照管这片林地，枫树像一个个弃婴，任凭野草侵袭。
孙六堂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水田弃稻植树，源于11年前的那场意外，整个村庄的生态格局也被改变：2000年1月8日，郴州市苏仙区邓家塘乡邓家塘村发生一起严重砷污染事故。
依旧是个未知数
事发后，由郴州市、苏仙区两级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离村庄不远的郴州砷制品厂，因生产过程中将不允许外排的闭路循环废水直接排放，导致部分村民不同程度地发生砷污染急性中毒和亚急性中毒，相继有380名村民住院治疗，两人死亡。
随后，经长沙市土地肥料测试中心监测：大部分水田轻度污染，暂不能继续种植水稻，需要长时间施大量磷肥改良土壤或改造成旱地种植其他农作物。其中，轻度污染189亩、中度污染107亩、无污染175亩。水田污染损失以10年间接和直接损失鉴定为84.7万元。
“砷中毒事件发生后的两年时间里，百姓都不敢下田。”5月5日，邓家塘村村长段华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邓家塘村12组组长李国金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受污严重的几个村民小组将污染企业告上了法庭，村民得到赔偿后，地方政府鲜有过问土地使用情况。
对于受污水田如何修复，需要多久，依旧是个未知数。
邓家塘乡乡长李旭平亦向本刊记者坦承，事发至今，乡政府已经换届几任领导，在他任上，没有专门检测过，这么多年来，受污染土壤的砷金属含量是否降低，他也不知情。
为解决农田大面积抛荒，村委会采取了土地流转的方式，将农田承包给租户，用于稻谷培种、种植烤烟等非农作物，出租农田的村民每年每亩可得到120元左右的租金。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告诉本刊记者，土壤一旦发生污染，短时间内很难修复，相比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是最难解决的。
郴州市、苏仙区两级环保局及农业局工作人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重金属污染一直是他们严控重管的领域，对土壤污染的治理修复，他们仍处在探索阶段，尚未找到可供大面积全面推广，且百姓容易接受的方法。
时至今日，离事发已11年，近一个轮回，砷污染的阴影依然没有消散。
当地村民和政府的一块心病
有湖南“南大门”之称的郴州，虽然总面积只有1.9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1/500，但却拥有着储量居全国首位的钨、钕、铋和钼，储量居全国第三位和第四位的锡和锌，储量居全国第十三位的铅，郴州也因此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
然而，赞誉的背后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有色金属产业给郴州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前后的十多年里，郴州市临武县三十六湾处于掠夺式开采阶段，高峰时，这块仅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0万采矿大军蚁聚于此，疯狂掘金。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继耀告诉本刊记者，最后动用武装警察力量，以及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方式，非法矿区才勉强得以取缔。
张继耀至今仍记得，2010年1月下旬，国家发改委组织环保部、科技部等8部委来湘调研，看到三十六湾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山头后，一位官员眉头紧锁，表情严肃地说了四个字：“触目惊心！”
这种粗放式排放留下的后遗症成了当地村民与政府的一块心病。郴州市农业局主任科员何红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郴州土壤重金属的自然背景值比湖南省有色金属平均值要高出两倍多，而土壤污染影响是根本性的，如不加以有效防治，仅靠土壤自然恢复，一般需要两三百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薛南冬博士告诉本刊记者，土壤重金属具有生物累积性，可以直接或间接威胁人类健康，粮食、蔬菜乃至饮用水中的重金属含量与土壤重金属污染直接相关，耕地重金属污染成了威胁农产品质量和人类健康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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