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胡耀邦出访英国时与撒切尔夫人交谈（受访者提供）
对他的批判跟他完全不是一个人
胡德平对父亲的记忆是从“文革”时开始的。
“文革”中，胡德平也有过对父亲“有些讲话、做法有意见，不理解”的时期，可当把胡耀邦定义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时，胡德平不能接受。“工作中如果有问题，或有些错误，也不用上纲那么高吧，而且斗得很不文明，很野蛮。”
1967年2月，胡耀邦在机关里面被扣压交待问题，他给胡德平看了一份群众对他提的意见，还有他给中央的一份申诉，“看了那份申诉之后真把我给吓坏了。他在申诉里说的话，和群众对他的批判、给他定的罪名相距十万八千里。”胡德平对几个好朋友说，“我看过父亲的很多讲话，把他定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太冤枉了。”但是很快就到了“二月逆流”，说那些被打倒、被批判的老干部们的申诉是想翻案，“有些申诉只是在举例证明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这怎么叫翻案呢?如果是这样对待一个人，这样对待历史，我很难接受。”胡德平开始看父亲“文革”前的各种讲话，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对他的批判和他本人完全是不同的人――“我的父亲很公正。”
胡德平说，自己并不是一味地支持父亲，“我对他是有分析的，而且我看到他的申诉了。比如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比林彪还要早。我记得他说过一句很有激情的话，‘毛泽东思想威力有多大?比原子弹的力量还要大。’怎么能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呢?”
胡耀邦被打倒时，胡德平还在北大历史系上学，刚开始，他并没有像“因为家里出了问题的同学那样被批判、批斗、污辱”。但是运动越搞越激烈，胡德平承认，因为自己是个爱说观点、爱提意见的人，1968年，“我们年级之外的人把我关到黑帮大院一个月”。
那一个月当中，他挨了一两次批斗，被人推推搡搡，“他们也真是抓了我几点，比如我当初和同学谈论一分为二的问题时，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被同学质疑。当时我父亲还没被打倒，他认为我说得对。”他因此被关了一个月，当初很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关押、受到群众专政”。
胡德平当时被关在北京大学里面，和校长陆平睡在一个大通铺上，还有学校的学术权威――季羡林、朱光潜，很多系主任、校党委的人也关在一起。“我还记得钱正英的丈夫黄辛白跟我聊他在苏联使馆的事。他们压力大是大，但是看着那么多人都这个样，而且关得久了，很多人也被斗疲了，就在那说说笑笑，苦中作乐。”妹妹李恒去看过他，“我妈妈给我写了纸条，‘你要坚持，要有信心，要坚信自己是拥护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胡耀邦继续接受审查。
一个月后，工宣队进入学校，“对北京大学这种混乱的状态，毛主席生气了，毛主席派工人阶级来了，北京大学要彻底被砸烂了，我们现在该自己解放自己了。我觉得毛主席派工宣队来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胡德平跟管理黑帮大院的人说，“我该走了，工宣队进来了，你们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你们让不让我走?”见谁都不吭气，胡德平毫不犹豫地回到通铺那儿把行李一卷，背着行李骑着一直存在学校的自行车就走了。“我是高兴坏了。可是一起被关押的人被批斗得、压抑得太深了，他们认为，‘不管怎么变，我们还要听革委会的。你自己走就走了?你自己打个招呼就行了?’”
胡德平心情愉快骑车走到魏公村时，管黑帮大院的一个小头目迎面过来，“他还审过我，让我背语录，我一条也背不好。他说，‘胡德平啊胡德平，你可真反动啊。’看他过来，我跟他打招呼，‘你好啊，我走了。’他也挺愉快地说，‘好，你走吧你走吧。’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都想回避。”至今回忆起这一幕，胡德平都觉得好笑，“那是个混乱的时代。”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摧残文化、抹杀历史、颠倒黑白的。现在很多的历史回顾也说到了这些问题。当时张春桥说文革就是改朝换代，要对17年党的历史推倒重来。现在看，‘四人帮’当时就是要篡党夺权，可在很多地方还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那个时候想要思想解放、想要维护一个独立的观念，真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人们的疑问、思考、怀疑并未缺位。“看看‘文化革命’一开始那种全民的狂热、盲目，真正冷静的人非常少。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怀疑，由怀疑产生了抵制，由抵制又产生了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最后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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