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官到司法所干部，杨有旺曾经很疑惑。“司法所的很多纠纷，都是村里可以自己解决的，以前我们在村上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现在找到了一种解释，“以前，村干部是上面指定的，开展工作不怕得罪人，现在村民自治，选出来的都是自己人，反而抹不开面子，不敢得罪人，不敢办事情，村民当然就不愿意找他们了。”村民自治在基层的“四不像”变异，已经日见端倪，去年公郎镇搞村委会换届，三个大寨之间明争暗斗，两个寨达成联手协议，另一个寨获悉后就用反间计，放出风去要选其中一个寨的酗酒者，搞得联手的两个寨内讧。
初衷良好的制度设计，落实到基层却水土不服，在法院改革中也同样存在。龙进品这17年里，同样经历了一轮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强调以法官为主导的调查，到强调公开庭审，法官坐堂问案。传统的审理民事案件的方式过于强调法院的职权，“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诉讼行为增加，人少案多的压力使得法院不堪重负，效率低下。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探索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真正以制度方式确立下来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近10年来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举证制度、庭审方式及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范。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对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做了统一和较为全面的规定。
龙进品认同这种改革对于规范法庭审判程序和证据规则的价值，但也在实践中发现制度的“一刀切”有些问题，他回忆：“我先经历的是进村入户办案，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上面的新政策下来，公郎法庭也开始改革，结果效果非常差，老百姓非常不理解，觉得法官高高在上。山区的老百姓其实非常淳朴，如果你亲自去村里跑一趟，一些案子的效果完全不同，就算是输的一方，也会变得心存感激接受判决，如果不去，本来可以案结事了的都不行了。”
在城市里顺应潮流的制度设计，落到农村就未必，二元化结构下的城乡差异，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龙进品也觉得，“让大城市的法官用这种田间地头的方式办案就不现实也没必要，案件类型差别太大了”。可是在乡村，17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老百姓的法制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对法律依旧不了解，读过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出去，留在原地的，其实还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那些人”。法律的乡土理解，并不是信任制度本身，而是信任一个人，从而信任他所代表的一切。就像现在的公郎镇，因为信任留在这里17年的“小龙”，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愿意信任法庭，信任法庭的调解和判决。17年间，龙进品承办案件1000多件，平均调撤率70%以上，零上访，零投诉。在“诉讼爆炸”成为诸多法院难题的时候，公郎法庭的案件却很稳定地保持在每年100件左右。其实，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纠纷，在萌芽的时候，已经被龙进品的各种努力化解了。
“乡土法官”的得与失
公郎镇上唯一的娱乐是桌球，响彻全镇的只有两种声音，学校的铃声和清真寺的诵经声，全都定时定点。每6天一次的“赶街天”是公郎镇最热闹的时候，四邻八乡的村民汇集到镇上，平时空荡荡的集市三角地人头攒动，主街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卡车，远处的村民结伴坐车而来，置办了东西之后再一起回去，镇上又恢复到往日的宁静。
龙进品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宁静里驻守了17年，他保持着南涧县法院最高的出勤率，除了下乡办案，几乎任何时候都能在法庭找到他。他把家安在法庭里，以前在老法庭，他和妻儿一家三口，20平方米。2010年7月，新法庭竣工，宿舍条件才有所改善，一个没有厨房的两居室，妻子龙丽美每天要在走廊上用电磁炉做饭。儿子龙飞扬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小书架上的书都年代久远，以前的教材、1999和2000年的《读书》和《随笔》，他都保留着。镇上没有书店，最近的书店在南涧县城。他的弟妹们都已经结婚成家，父母和弟弟、弟媳住在老宅里，离法庭走路不到10分钟，可他常常忙得连回去的时间都没有。
从地势最高的公郎清真寺看下去，发展中的新乡镇格局一目了然，回营村像龙家老宅那样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正在被砖混结构的新楼房所取代，现在时兴的是全落地的整面弧形玻璃窗，“那些新房密集的地方，当地人叫‘龙家堡’”。公郎镇马氏诊所的医生马继东说：“别看我们镇上只有2000多回民，但我们回民历来重视经商，村里的竞争意识很强，比家境、比子女谁更有出息，比谁的生意做得更大更有钱，平均每3家至少有一辆车。”
马继东家族几代行医，1990年从南涧中等卫生职业医士班毕业后回来开办诊所，比龙进品大4岁，两人同村，认识多年。“吹牛的时候，我也会取笑龙进品，说他没出息，大学生毕业回来，大案子不办，办这些婆婆妈妈的案子，其实就是随便说说。”马继东笑，“他真的很不容易，办案办得太细了，经常下乡，有时连我都看不下去。”马继东的诊所是公郎镇的某种集会和信息传播中心，他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龙进品半句不好的话，用老人的话说，就是‘龙进品的墨线弹得比较准’。”
龙进品从2003年开始担任庭长，一个人带着两个书记员的基本格局持续了将近8年，2010年11月，陆续补充进来几个新人。按资历排，书记员皇凤祥和法官吴美敏都刚来几个月，助审沈武斌在这里两年，还有一位是月初刚刚从大理州中院下来锻炼的新人。每个人到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很坦白地承认，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顺其自然。
只有龙进品没想过离开，自从想明白了之后，他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委屈，崇拜他、爱他的妻子，乖巧的儿子，尊重信任他的村民们，这些就是他的财富。
另一种财富，应该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公郎镇慢慢形成的法律氛围。法官身份之外，他成了村民们的义务法律顾问，这种付出的回报很有些无心插柳的意思，好些在法庭打过官司的人，都跟他成了朋友，因为他耐心、态度好、有问必答、不厌其烦。这些人把亲历后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日常生活里，义务替亲友和村民们调解纠纷，而且从中获得乐趣。公郎镇政府的伙房师傅袁玉清、中山村牲畜改良中心站的兽医李国旺都是这样，他俩都是善于表达的人，听着他们绘声绘色地讲着乡土故事，间或冒出几句地道的法律用语，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自从龙进品获得各种表彰之后，他们的情绪变得有些矛盾：“希望龙庭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又不舍得他走，别的法官不是不好，只是他们几年就走了，只有龙庭长一直在这里，我们熟悉他，相信他。”
除了义务乡村调解员，还有开始以“法律人”自居的村民刘春吉。刘春吉今年33岁，他的父亲曾经是公郎小学的老师，一直帮不识字的村民代写书信，后来也代写诉状，1997年父亲去世后，村民还是找上门来，他就接替父亲，学习代写诉状。高中辍学是他的隐痛，他是长子，必须在父亲过世后扛起重担。他很感激龙进品给他的帮助，除了答疑解惑，龙进品还送了《中国常用法律大全》、《人民法庭实用手册》和《怎样写好法律文书》3本书给他。后来，刘春吉又从旧书摊上买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怎样打官司》和《如何行使婚姻自由权》。这5本就是他的全部参考书了。
公郎镇目前依旧没有律所，慕名来找刘春吉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在这份新鲜的兼职中找到了乐趣。“我愿意做这些，也喜欢做。这也可以给家庭增加一定的收入。”他越来越喜欢法律，也试图让自己变得更专业一些，下地干活的时候，都会带上一本法律书。他说：“孤单孤独的时候，我愿意以书为伴。”打电话约刘春吉的时候，他正在地里收麦子，时下正值农忙，晚饭后登门拜访，他已经西装革履地在等候我们，这是他定位为“法律人”之后的待客方式，“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这些改变，都让龙进品觉得快乐，他坚守的乡土，至少法律的种子已经播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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