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穷不能穷百姓 重税治国不可行

　　政府越大，办事越多，越难监督。税收多不是政绩，而是相反，可现在这样的事却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公仆业绩清单。

　　税收是万能的?

　　从月亮上看，中国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顶破草帽居然有几十顶大盖帽跟着伺候；中国人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因为人均拥有的公仆名列世界前茅。

　　凯迪网上的一份资料透露，山东东营，一个小小地方共有235个部门，还不包括未列入的非公开及遗漏的机构。30多年来，每5年一次的机构改革，竟然把一个县级政府的机构由几十个“精简”成几百个了!

　　最近国税总局局长撰文称，目前中国约30%的宏观税负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10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这意味着，还将有更多的公仆走上岗位，还要有更多的财富供他们开销。

　　从地球上看，中国人的税负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而且重量还在快速增加。现在，每出现一个社会问题，就新增一项税收。房价高?房产税!污染?环保税!堵车?拥堵费!缺电?加电费!股价高?印花税!携带iPad、iPhone入境?加征关税!有什么难题，那就开征什么税。一些机构和官员的信条是，税收是万能的。他们唯独不信的是，还有问题靠加税解决不了。

　　我们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国家。公民办件小事，都不知要盖多少公章，跑多少次衙门。但是，开征新税却是程序上最容易的事情。新税出台，根本不用跟纳税人商量。每个部门、每个主管都在为“加税”奔走呼号，财政部税务局一纸通知，新税就开征了，旧税就加重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从纳税人口袋里掏钱了。在经济危机给土地财政带来的重大压力下，政府试图加大从民间汲取财富的力度。财税部门还一直在等待时机给物业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消费税、赠与税等颁发出生证。一串长长的新税种正在排队等待光临纳税人。所以，可以预计，纳税人的税负将进一步爆发式地增长。一道道已经出台和正在酝酿的新税都在向世界宣布，中国的重税时代已经来临。

　　有不少官员与体制内专家认为，中国贫富差距显著，加大税收，剥夺富人，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加大税收，用行政权力调节收入分配，还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中国经济走出危机。其实，贫富差距不是像某些宣传那样，仅仅存在于穷人与富人之间，而是同时存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个中原因并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官员腐败和权力介入导致的。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表明，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如果进一步用权力取代市场，必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尤其是官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加税能拉动内需吗?表面上看是消费过低造成了内需不足。中国的民众消费过低是因为他们手头的钱少，而且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没有信心。重税将使纳税人更穷，对未来更没有信心，需求也必将进一步萎缩。前不久，美国《福布斯》杂志再次发布最新的各国税负排行榜，中国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在高税收低福利方面，中国名列世界前茅。

　　政府机构有何独特神秘之处，可以税收的形式征收民众财产?在我看来，政府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公民作为纳税人与政府(官员)是主仆关系。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就像保姆为主人服务一样，是天经地义的。政府官员不是父母官，纳税人才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真正衣食父母。人类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财产权，而不是为了剥夺财产权。赋税和财产权有很大的冲突，因为征税是把公民财产权的一部分变成了政府的收入。所以税收越多，被政府拿走的私人财产就越多，而攫取民众的私有财产违背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政府必须尽可能少地征税敛赋，把尽可能多的财产留在民间。

　　警惕权力汲取财富的意外后果

　　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由不分高低贵贱的全体纳税人结合成的纳税人共同体。政府的征税决定应当得到被征者的同意。公民应当享有税赋立法的参与权。原则上立法机关制定出台每一项税收法律，都要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审议，都要在媒体中进行公开讨论。税，不仅在于征多征少，更在于征税是否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税收的用途是否经过审议与批准，税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监督。否则，多征一分钱、乱花一分钱都是不应该的。

　　官员们花的钱是课征来的，当然就不像老百姓那样珍惜，使用的效率肯定低，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官员花钱比老百姓还仔细，那计划经济肯定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对于政府，一是决不能让它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决不能有官办企业;二是像对待孩子的零花钱一样，一定要对其支出从严控制。要尽可能地把每一分钱都留在民间，而不是收进官府。

　　目前，服务型政府的主张受到了热捧。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口号中藏有很大的陷阱。它为多征税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保姆干的活必须受到主人的委托。要不然，保姆干什么活都跟主人要钱，主人就养不起这样的保姆。政府的任务是把受到委托的服务以最小的成本做好。服务越少的政府也越容易监督。政府越大，办事越多，越难监督。税收多不是政绩，而是相反，可现在这样的事却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公仆业绩清单。

　　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纳税，起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议税代表;二是有退税政策，税收多了要退还。三是食税者收入公开。

　　反过来看，如果纳税人看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形象工程、豪华的税务大楼，再看到一辆又一辆挂着公家车牌的豪华轿车的时候，纳税人还能确定那些坐在豪华舒适环境中办公兼办私的官员们心里会惦记着他们吗?对纳税人来说，最坏的情形是纳了税，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甚至受到不公平对待。

　　其实，财富放在民间，比放在政府手里更有效率。让权力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资源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然后，这些机构再把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优先分配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重大的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走“官商结合”的道路。结果是权力越集中的地方财富也越集中，收入金字塔结构与权力金字塔完全同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民谚：城市像欧洲一样，农村像非洲一样，官员像大款一样，农民像难民一样。有一种政治哲学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富不能富百姓。我的看法是：再富不能富政府，再穷不能穷百姓。这才应该是良善的政治所应该追求的。

　　最近还有人说，通过加大税负、用权力进行收入再分配，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这一判断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必将积聚、诱发诸多社会矛盾，必将导致社会不安定。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听说轻徭薄赋、让利于民导致政治不稳定的，从来都是竭泽而渔导致民众铤而走险。不论是贫富冲突还是官民冲突，其背后都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作祟，不论这种权力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重税剥夺，不在于权力主导的再分配制度，而在于限制权力，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官民冲突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调。有趣的是，官民冲突却常常被偷换为贫富矛盾。但结果是，贫富矛盾因为战争与革命而暂时得到解决，官民冲突的脉络却从未中断，两者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当今，随着国企垄断民间创富的主要商机，税务拿走散落在民间的大笔财富，官民冲突也可能会愈演愈烈。权力汲取财富的意外后果，到了该警惕的时候了。（作者：刘军宁）